刘滴川
甲骨文即龟甲占卜文，又称“龟甲文”“契文”“殷契”等，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兽骨甚至人骨上，用以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一种文字，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的出现和发展，可以从殷商时期的占卜文化说起。殷商时期，商王几乎每事必卜，因为古人在占卜时，用火灼烤龟甲会发出“噼啪”之声，这种声音常常被视为神在传达旨意，而占卜就要刻录卜辞。因此，在占卜风行的年代，大量的甲骨文得以出现。
截至目前，人们已发现15余万片甲骨，4500余个单字。这些时代遥远的甲骨文，为人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远古文化的窗口，为人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意义重大。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天文、历法、医药等，可谓包罗万象。而从甲骨文已被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示了中国文字与书法的独特魅力。
甲骨文是已知东亚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而甲骨学是研究甲骨文和通过甲骨文研究殷商及夏商周历史文化的现代交叉学科。当古老的甲骨文遇上了年轻的甲骨学，有一些名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甲骨学中最重要的学者“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等等。在甲骨学史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发现无疑拓展了我们对甲骨文和殷商文明、先秦三代的认知。往古来今，正如他们无法绕开自己的人生经验而直面历史，我们也同样无法绕开他们的书斋而直面甲骨和三代的天地。
1、儒士
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因患疟疾，久治不愈，命家仆去药铺抓药后，碰巧在一味名为“龙骨”的药材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刻划符号，从而发现了甲骨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考证甲骨文的发现者和发现史，并就王懿荣“巧合”发现甲骨文的观点达成共识。但其实，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不只是个巧合。今天，大家之所以将它看做了巧合，只是因为这段历史的记录者都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他们已读不懂一颗儒士的心了。
王懿荣，字正儒、正孺，一字廉生、莲生，谥文敏，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东福山（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古现村人。
王懿荣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始祖王忠（一世）祖籍云南大理府祥云县小云南镇鸡头村，明洪武年间，任山东登宁盐科大使，通过占卜选址定居于福山古现河北村。其祖父王兆琛，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西、安徽、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职，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擢升山西巡抚。其父王祖源，清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任兵部主事，后官至四川按察司使，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古器物收藏家。这使得王懿荣本人拥有极深的金石家学。然而，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为御史杨如奏参，被褫职，戍新疆，籍没家产，自此王家家道中落。是时，其父王祖源在京任为闲官，候选知府。因籍没家产，十余年间，王家虽生活清苦甚于寒素，但对古董金石的收藏热情却丝毫不减。如《天壤阁丛书》所载：“京秩清苦，父子（王祖源、王懿荣）尝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连于厂肆中，量力购置，虽箪瓢屡空弗恤也。”
王懿荣15岁时，随任兵部主事的父亲进京，此后一直留在京师，住在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宅院内（即今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的锡拉胡同21号院）。青年时期的他不像一般读书人终日在八股文章中钻研，而是在北京城南的琉璃厂流连忘返，沉迷于文物收藏、鉴定，潜心于金石之学。因此，王懿荣自18岁时起，曾8次参加科举，前7次均名落孙山，却反因古董文物鉴定而名满京城。《清史稿》有《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又金石学家吴士鉴于《王文敏公遗集序》中赞其“鉴别宋元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
清光绪五年（1879），王懿荣中举，翌年连捷二甲第17名进士。朝考时，获一等第三名，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清光绪九年（1883）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讲、河南乡试主考、翰林院侍读并署南书房行走，旋又补汉日讲起居注官，一生中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负责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任京师团练大臣一职，负责保卫京城。当年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王懿荣随即率团练奋勇抵抗，但终因寡难敌众，败下阵来。因不愿成为亡国奴，王懿荣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后，和继室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一起，从容投井殉国，终年55岁。
2、文侠
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个寓言：国有二士而不衰，一为儒士，崇仁；一为侠士，尚义。儒字：人需为儒，儒为人而雨润天下；以文明去对抗暴力，用一本《论语》去抵御全世界，所以“儒”很迂，常死于谏。侠字：人夹为侠，“夹”字古通“铗”字，就是一柄剑。一个人提着一柄剑，去用暴力捍卫文明。千百年来，这样的侠很多，曹沫、专诸、聂政、荆轲，他们都是侠。司马迁说：“侠之大者，谓之刺客。”梁启超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到头来，故事的结局总是儒还活着，做了国士，而侠却死了，是为国殇。儒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理想总被侠抢先实现了，儒与侠的界限模糊了——侠就是儒，不过放下了笔，提起了剑而已。
晚清精英阶层之中，便有这样一位文侠：王懿荣死后，闻听噩耗的光绪帝发上谕，赞其“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临难捐躯，从容就义”，不仅赐谥号“文敏”，追授侍郎衔，还对其事迹大加褒扬，王文敏公可谓生荣死哀。而其身后，他那些不惜重金收藏的甲骨被分散于三处：25片被捐赠至天津新书学院，100余片由王氏子孙收藏，而绝大部分则尽数归于一人。3年后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个人将这些甲骨拓本结集出版，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此后，也正是从对这本书的研究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甲骨学才由此发轫……
刘鹗，谱名刘震远，原名刘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清咸丰七年九月初一（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祖籍丹徒（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寄籍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据传，刘鹗与王懿荣交情莫逆（一说其是王的弟子）。由于王懿荣生前不惜重金收购甲骨文和其它古董，欠下大量外债，在其殉国后，其次子王崇烈不得已，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0月）变卖家藏文物偿还债务。其中，王懿荣生前所藏甲骨，除百余片由王氏子孙收藏，25片捐赠至天津新书学院外，其余尽数归于刘鹗。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出自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而这部百余年来为文论家称道的大作便出自刘鹗之手。书中那个摇着串铃，浪迹于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又不入宦途的老残，诚然就是刘鹗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3、遗臣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38岁的刘鹗不知怎么，偏偏看上了一个29岁的，在别人家馆里做私塾先生的穷秀才。刘鹗一下子给这负债累累的穷秀才涨了4倍的工资，把他挖到了自家，给自己的儿子做了“先生”。在此后的日子里，刘鹗不仅把自己珍藏的所有甲骨和各样文物拿给他欣赏、研究，居然还让自己的四公子刘大绅娶了他的长女为妻。
交上“狗屎运”的穷秀才脱贫致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十余年后，刘鹗魂断他乡；又过了两年，统治了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也匆匆谢幕。当年那个被刘鹗提携的穷秀才因为做了清廷大官，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便带着亲眷逃去了日本京都。不过，在逃亡的路上，他如法炮制，不仅资助了另外一位穷秀才跟他共赴东洋，而且也像当年刘鹗对待自己一样，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这穷秀才的长子。
由于受到刘鹗直接或间接的提携，以及受到他甲骨收藏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京都的这四暑五冬，曾经的两个穷秀才潜心研究甲骨文，竟开创了以研究甲骨文和通过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新学科——甲骨学。由于他们他们在甲骨学研究领域内取得的“前无古人”，恐怕也将是“后无来者”的成就，甲骨学在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被以二人的姓氏命名，称之为“罗王之学”。其中“罗”指的便是当年那位年长些的穷秀才，他叫罗振玉。而那个“王”字，说的便是当年那位年少些的穷秀才，他叫王国维……
罗振玉，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罗振玉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南门更楼东（今罗家巷）。
罗振玉出身官宦。清嘉庆、道光年间，其曾祖父罗敦贤任扬州盐司、河道总督之幕僚，其祖父罗鹤翔历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知县。咸丰二年（1852），其祖父升任高邮知州。是时，其继祖母方氏“倾俸余置宅于淮安河下罗家桥”。咸丰十年（1860），“罗家桥宅毁于兵燹，乃别于郡城南购置更楼东赵宅”。至此，罗氏正式定居淮安府山阳县。罗振玉父亲罗村勋，历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娶山阳县贡生范以煦长女为妻，并纳河下丁氏为妾。正房范氏共生五男五女。罗振玉于兄弟5人中居其三。罗家虽非科举入仕，但尤重子弟教育。罗振玉5岁入塾堂，师从乾嘉朴学传人李岷山。他5岁读《毛诗》，12岁读唐宋诗词，15岁读毕《诗经》《易经》《尚书》，16岁赴杭州应童子试，以第七名中秀才、入县学。此后罗振玉曾两次落第于绍兴乡试，均未中举。
罗家在淮南泾河、越河一带广有田产，但在罗振玉出生后，因家中人丁繁衍不息，婚丧嫁娶不绝，加之年旱岁荒、五谷不登，家道日益衰落，以至负债累累，其父罗村勋甚至要借调任江宁县丞之机，就官以避债。罗村勋赴任后，16岁的罗振玉开始助母持家。19岁时，罗振玉迎娶流寓淮安的广东人范玉麟之长女为妻，范氏于光绪十九年（1893）病逝。三年后，罗振玉又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继宅，丁氏先祖蒙古人，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其间，因两次乡试不第，加之生计日绌，罗振玉先后到山阳刘氏、邱于蕃家出任家馆教师，并利用教书之余，著书立说。自清光绪十年（1884）其妻范氏以典当首饰资其刊刻《存拙斋札疏》一卷起，他先后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光绪十二年，1886）《俗说》（光绪十三年，1887）《辑皇甫谧高士传》（光绪十三年，1887）《订正李氏纪元编》（光绪十六年，1890）等著作，并刊印出版。
除在经史上著书立说外，自青年时起，罗振玉就对金石文字、古物碑帖表现出强烈的爱好。他虽家贫，却常与路山夫、蒋伯斧，以及自己的姐夫何益三等淮安名士来往。其中，路山夫藏金石拓本，蒋伯斧家藏玺印，罗振玉日后得以在金石、鉴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早年间与他们的交往密不可分。与罗振玉交好者，还包括刘鹗之兄刘梦熊，罗振玉由此与刘鹗结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鹗招罗振玉至刘家家馆，教授子嗣。罗振玉在山阳刘氏家馆任教师，岁修2万钱，而刘鹗竟给罗振玉开出了岁修8万的天价薪酬，足足是此前的4倍。刘鹗对罗振玉的才华极其看重，不仅让他欣赏、研究自己珍藏的各种文物，还让自己的四子刘大绅迎娶了罗振玉的长女为妻。后来，罗振玉也是在刘鹗处首次见到甲骨，并认识到殷商书契甲骨文。
清光绪二十年（1894），罗振玉因两次乡试落第自知入仕渺茫，时值清日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传遍全国，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窘境使其痛定思痛。与主张变法、洋务或实业的潮流相逆，罗振玉认为清国乃农为邦本，古人不官则农，故潜心研究农学。他一面研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代农学经典，一面又托友人借阅西洋农学译著。光绪二十二年（1896），罗振玉又离家赴上海与蒋伯斧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两年后，为译日文书籍，他于上海成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当时，入社学习日文的有6个人，其中的一位后来成了他的至交和姻亲，他便是浙江海宁人王国维。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号忠悫，浙江海宁人[1]。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盐官镇双仁巷。
王国维祖籍开封，其先世祖四世，王珪、王光祖、王禀、王荀均为宋时名将。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均身负国难，《宋史》有《王珪传》《王光祖传》。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海宁州盐官镇。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32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王氏家族在海宁颇受乡民敬仰，这使王国维拥有较强的家族荣誉感。后来，他因此还根据王氏家谱世系及《宋史》之《徽宗本纪》《钦宗本纪》《王珪传》和《王光祖传》等，撰写了《补家谱忠壮公传》，即《宋史忠义传王禀传补》，以补《宋史·忠义传》之阙。
王国维之父王乃誉，早年中秀才，溧阳县署幕僚，勤于治学，专于诗文、书画、篆刻等，以山水画见长。王国维幼年丧母，受其父影响颇多。清光绪九年（1883），7岁的王国维入邻塾，先后从师于潘紫贵、陈寿田。清光绪十八年（1892），“（王国维）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上下议论，称‘海宁四子十八丁’”，并被乡里公认为“海宁四才子”之首。同年，王国维应海宁岁试，以第21名中秀才，入州学，尤好《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同年，赴杭州府试，未取。清光绪二十年（1894），受到清日甲午战争惨败引发的变革思潮影响，王国维开始大量接触新学时事，并渴望外出游学，但因家贫，考入杭州府崇文书院，后肄业返乡。翌年，19岁的王国维与莫氏成婚，后生子潜明、高明、贞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一面在海宁十庙前陈氏陈汝桢家任塾师，一面向往着出国留学。当年秋，赴杭州府再应乡试，复落第。同年，做《咏史》诗20首，发表于《学衡》第66期。翌年正月，王国维在其父王乃誉陪同下，由水路抵沪求学，并进入上海《时务报》报馆任书记，负责校对工作——王国维的同乡许家腥辞去了《时务报》的文职书记工作，并且介绍王国维去上海接替自己。《时务报》当时刊发了一批维新名士的文章，为王国维所仰慕，因此，他满心期待地进入了《时务报》报馆。然而此时，因《时务报》内部的派系争斗，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王国维仅与康门弟子欧榘甲有过短暂交往，并未如愿见到自己最崇敬的梁启超，且《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不赏识王国维：他的薪酬待遇不仅比同任书记的同事都低，还经常被汪康年变相增加工作量和克扣工资。职场险恶，这令高智商、低情商的大才子心情苦闷，再加上自知家贫，薪资又不高，留学梦碎，王国维只好转做长期打算。他想着先报个班，学个日语再做计较。于是当年2月，王国维走进了位于上海新马路梅里福的教育培训机构东文学社。一次，培训机构的罗总前来视察学员们的学习情况，一眼看见了王国维手上拿着的折扇。折扇上是王国维自己题写的《咏史》诗一首，诗云：“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事实上，他们二人的相逢、相知，恐怕更像是同病相怜的午夜同路人。同样是落魄的官宦子弟，同样是两次尴尬落榜的穷秀才，同样是站在上海这座中国与西方、农耕与工业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上的异乡客，科举入仕的旧路已对他们关上了大门，留洋或新学的新路在变革的时代中也只是听说通向光明，但是否真的有光，谁也不敢笃定。时代与人生的长夜里，结伴同行的同路人相互成全，成就了我们眼中的两位大师，但当我们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他们相识的时候，他们分明还没有被推上神坛，而只是两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
4、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甲骨学的奠基人都是儒士的原因
甲骨文发现的时代，特别是甲骨学的初始阶段，“罗王之学”兴起之时，正是晚清民国以来，传统中国文化精英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全面崩坏、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全面兴起的时代。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王懿荣、刘鹗，还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这些甲骨文早期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甲骨学的理论奠基人，却无一不是博古通今的儒生、儒士，而本应成为主角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在这一国之显学的领域内全面缺位。显然，这绝不该被视作历史的巧合，或者被轻易忽视。
事实上，与现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精英自古以来便以“博”作为求知、治学之理想。因为他们有着一颗“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羞耻心，即《法言·君子》所云：“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真正的儒生从来就没有过认知的边界和学术的桎梏，因为他们耻于在任何未知领域内沦为无知的奴隶。就甲骨文而言，王懿荣发现龙骨上的书契，孙诒让研究《铁云藏龟》，等等，这些行为的原动力不应被视为朴素的好奇心，而是出于儒家崇高的羞耻心。而与儒士的“博”针锋相对的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专”。就在“罗王之学”悄然兴起的时代，1919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正在发表着《以学术为业》的激情演说。他说道：“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由此而后的百年间，由知识分子学术成果、技术革命所缔造的线性的现代化已经在包括且不仅限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暴露出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无休止的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了自然生态、社会管理和公共情感等全方位、全天候的人类文明当中。
基于此，重申甲骨文和甲骨学史上的这些故事才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文章来源：Kindle电子书《龟藏：藏在龟壳里的甲骨文和贞吉中国》，Kindle电子书《图说五千年中国书法》）
（图片来源：Veer图库）
（网站编辑：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