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斌 主编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蒋士铨《辨诗》），北宋文人面对着唐人诗文创作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影响，为了推动文学的继续向前发展，他们的创新意识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被激活。北宋诗文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对“唐音”不断突破和超越从而形成“宋调”独特面貌的过程。在北宋前期短暂的模仿之后，文人们开始发起并最终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巨擘开创了北宋诗文的新局面。苏、黄成为宋诗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则位列后世称道的“唐宋八大家”。
概述
北宋时期，虽然词体极盛，但其地位还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因此，代表北宋士大夫文学创作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诗文。北宋前期的诗歌，基本上是中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主要有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其中学习白居易的白体成为“宋调”形成的重要源流。王禹偁是宋初学习白体的重要诗人，“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蔡宽夫诗话》），王禹偁对白居易讽喻诗和闲适诗均有摄取和模仿，如其在京任谏官时所作的《对雪》和贬谪商州时期写的《村行》便是典型的“白体”之作，也是王禹偁的代表作。北宋初期，白体的重要诗人还有自后周入宋的李昉和自南唐入宋的徐铉。晚唐体偏重以苦吟方式描绘格局局促的自然景物，借以表达清高脱俗的人生情趣，与唐代贾岛、姚合作风相近。这一体派诗人包括林逋、九僧、魏野、潘阆等。西昆体因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诗歌风格效仿李商隐，辞藻深婉绮丽、多用典故，但缺乏李商隐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少内在的气韵。西昆体一度影响很大，“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但其题材范围较狭窄，在北宋中期以后影响较小。另外，杨亿、刘筠的骈俪文风，也曾影响一时。
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崛起于文坛，是从矫正西昆体开始的。这三人作为庆历诗坛的主将，共同将庆历诗歌推上了宋诗的第一个高峰。梅尧臣和苏舜钦是具有宋文化特征的“宋调”诗歌的先驱者，被称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叶燮《原诗》）。与梅尧臣和苏舜钦交游甚密的欧阳修在宋诗发展史上更具开创之功，可谓宋诗一大家。南宋刘克庄曾言：“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寻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江西诗派小序》）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对宋诗题材的日常化、表达方式的议论化、表现方法的叙事性以及以文为诗创作方法、平易舒畅的诗歌风格等特征的形成具有开风气之先或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苏轼、黄庭坚是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诗歌内容广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多样。其艺术风格以雄肆、奔放为主导格调，同时已显现出议论化、才学化和理性化的特征。黄庭坚生前及去世后，以学问为诗、而以生新瘦硬为总体风格的“山谷体”大行于世，时人争相效仿，遂衍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宋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名称来自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他尊黄庭坚为首，下列二十五人。
这派诗人学习杜甫，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讲究篇章字句的安排、锤炼，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多用典，多用拗句，诗风奇峭瘦硬。方回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说，即以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而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江西诗派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其一，产生期，代表诗人是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其创作理论与实践是后代的楷模。其二，扩展期，以吕本中、曾几、陈与义为代表，体现了江西诗派的成熟与变化。其三，余波期，其影响波及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的创作，但他们大都能从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各有新的文学成就。
散文方面，宋初柳开、穆修、石介等人以韩、柳为宗师，首倡古文复兴，但因词涩言苦应者寥寥。王禹偁散文继承韩柳古文传统，清丽流畅，言之有物，于平易中初显新文风气象，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其《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堪称欧苏散文的先导。此外，尹洙、范仲淹、姚铉等人也对北宋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欧阳修强调文章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主张改革当时险怪奇涩的文风，掀起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叫北宋古文运动。这一文学运动沿袭中唐古文运动，重提“文以明道”，欧阳修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欧阳修所谓“道”具有更多的现实社会生活内容，“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欧阳修《奏上时务书》）形式上，欧阳修既反对骈俪浮华的“西昆体”文风，也反对怪奇艰涩的“太学体”文风，而提倡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文章风格。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曾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指出了杨亿、刘筠的骈俪文风当时影响颇广。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知贡举之机，对“太学体”痛加排贬，使文风为之一变，《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总之，北宋诗文至欧阳修始自成面目。欧阳修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以其政治地位、文学修养和人格魅力，发动和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扫清了宋初“西昆体”和“太学体”的不良风气，北宋诗文改革至苏轼而最终完成，苏轼也因此成为北宋诗文领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其间，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文创作也各具特点，共同促成了北宋诗文的成熟与兴盛。
欧阳修、梅尧臣与苏舜钦的诗文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现存诗歌800多首、散文2300多篇，在北宋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欧阳修不仅利用主盟文坛的有利条件革新当时文风，而且在创作上也积极实践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张。其《朋党论》、《伶官传序》、《丰乐亭记》、《泷冈阡表》、《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均是宋文名篇。其中最著名又最能代表北宋散文特点的是记体散文《醉翁亭记》，全文写景抒情妙合无垠，语言自然流畅，韵味醇厚，结构纡徐委备，极尽曲折，在婉转曲折之中，表现其旷达的情怀和无穷的乐趣，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富有回环唱叹之致和委婉悠长的无限余韵。欧阳修的政论文感情激越，慷慨陈词。《朋党论》劝说皇帝进贤退恶，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欧阳修的史论文感慨遥深、低回往复，如《伶官传序》从后唐庄宗的盛衰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申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秋声赋》是欧阳修另一名篇，文章化骈为散，通过多种譬喻描摹无形秋声，读之抑扬顿挫，音韵铿锵，艺术效果颇为出色。它上继杜牧《阿房宫赋》，开创宋代“文赋”体式，下启苏轼前后《赤壁赋》，文学史地位极其重要。总之，欧阳修散文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传统，又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形成了自己平易自然、清逸深婉、美在情韵的个人风格。语言上，平易晓畅，声韵谐和；意韵上，含蓄吞吐，寄慨遥深；章法上，纡徐委备，跌宕有致；审美意义上，情韵深婉，神韵缥渺。后人将这种审美风格称为“六一风神”。
欧阳修诗名稍逊文名，但仍为宋诗一大家，现存诗歌八百六十余首。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如《边户》赞扬边地民众抗敌的英勇，谴责宋廷的苟且偷安。《食糟民》则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欧阳修诗中更有特色的是抒发自身个人感受的抒怀诗。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仁宗景祐三年（1036），作者降职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这首诗乃次年春在夷陵所作。诗中表现迁谪山乡的寂寞心情及其自慰宽解之意。诗题既是“戏答”，便以轻松而带有调侃的笔调开始，作者怀疑春风吹不到这边远的山城，与唐王之涣《凉州词》“春风不度玉门关”异曲同工。方回《瀛奎律髓》称这两句“以后句句有味”。诗的后半部分转入春思，夜晚听到北归的大雁，自然生发思乡的情思，何况作者自去冬至新春一直生病，在异乡的他怎能不感伤呢？但诗意又转，说自己见惯了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场面，此地野花未开也不必伤心叹息，为自我宽解之语。这首诗在艺术上情景交融，构思缜密，语言清新明白。欧阳修对扭转宋初西昆诗风有着较大影响。叶梦得曾言：“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石林诗话》）抒怀诗和写景诗最能体现欧诗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特征。他如《黄溪夜泊》、《晚泊岳阳》等诗均能以平淡秀丽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个人内心感受，寄托深沉的人生感慨。欧阳修的一些古体诗甚至借咏史抒怀，将精警的议论化入其中。如《再和明妃曲》借昭君出塞的历史事实，阐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敌”、“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等耐人深思的议论。
欧阳修在诗文创作领域获得杰出成就的同时，也有影响深远的诗文理论。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就是著名的“诗穷而后工”说，此说远承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近接杜甫“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和韩愈“不平则鸣”，对后世诗学理论影响深远。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又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文道观。他在古文批评中还提出了“简而有法”说，其《尹师鲁墓志铭》中云：“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将“简而有法”视为尹洙散文的重要特点的同时，欧阳修将“简”作为文章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一种高致。其尚简的审美追求，是与意深相联系的，其《论〈尹师鲁墓志〉》又称赞尹洙古文“文简而意深”。简，即简练明快；深，即深婉含蓄。文简意深，即指为文应工于裁剪，不生枝叶，精炼含蓄，意味深长。在他看来，简约而意义深远，才是散文最理想的审美境界。欧阳修倡导“简而有法”的写作技巧和审美追求，矫正了晚唐五代宋初长期以来雕词琢句、骈俪繁缛、堆砌繁冗的文坛积弊，对宋代散文的审美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世称宛陵先生。梅尧臣的创作主要是诗歌，现存诗2800多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最突出的是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如“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田家》）、“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陶者》）。再如著名的《汝坟贫女》：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官家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诗题“汝坟贫女”典出《诗经·周南·汝坟》，“汝坟”，指汝河岸边。《诗经》用一位妇女的口吻描写乱世，说丈夫虽然供役在外，但父母离得很近，仍然有个依靠。梅尧臣此篇也用一位女子的口吻来描叙，但这位妇女的遭遇却更加悲惨。诗中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沉哀哭诉，描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兵，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悲惨命运和在兵役中所遭受的苦难。这一事例在当时颇具代表性，该诗序言云：“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艺术风格上，全诗语言平淡自然，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梅诗中还有许多描写山水自然的优秀作品，如写景名作《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笔墨细致生动，曲尽山行情趣。其他如《东溪》、《秋日家居》、《考试毕登铨楼》、《春日拜垄经田家》等均能融情于景，独具新意，大多能达到他自己所言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的境界。
在诗歌内容方面，梅尧臣对宋诗发展影响较大的是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而又平凡的题材，由此开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例如，他所写的《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扪虱得蚤》等等，这些取材的诗歌往往与以往追求美感不同，而与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观念一脉相承。他为了避免琐碎平常题材的庸俗无趣，往往以哲理性的思考和议论贯穿诗歌之中，以增加诗歌内涵。宋诗议论化和哲理性的特征在梅诗中已初露端倪。在美学追求上，梅尧臣诗风被欧阳修评为“平淡”（《梅圣俞墓志铭》），梅尧臣也往往标举“平淡”，如“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林和靖先生诗集序》）、“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平淡”后来成为宋诗风格的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南宋刘克庄将梅尧臣诗歌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诗话》），洵为确论。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与梅尧臣合称“梅苏”。在对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上，二人观点一致，由于个性的关系，在反映时弊、揭露社会矛盾方面，苏舜钦往往比梅尧臣更加尖锐直接，二人均喜欢在诗中生发议论，运用散文化的句子，但在诗歌的古硬、粗糙、枯燥程度方面，苏舜钦甚于梅尧臣。关于二人性格、诗风的区别，欧阳修曾言：“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苏舜钦性格刚强豪迈，喜好饮酒，其《对酒》诗云：
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予年已壮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时愁思不可掇，峥嵘腹中失和气。侍官得来太行颠，太行美酒清如天。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乐如摧朽。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
诗中情绪激昂狂放，有魏晋风度的意味和李白《将进酒》的情调与风格，《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于此可见一斑。然而，在潇洒自由的背后包含着郁闷与不满，与李太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甚是相似。
王安石与苏洵等人的诗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晚年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谥文，世称王荆公、王文公。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存世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等。《宋史》卷三二七有传。
王安石一生以政治家自许，力求变法。他将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文，主张为文要“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强调文学的实际功用和社会效果。其诗歌以熙宁七年（1075）退居江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他或在地方为官，或主持变法，写出了很多抨击时弊，同情民瘼，宣传改革的诗篇，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是王安石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品之一。据《宋史·神宗纪》记载：“（治平四年）五月辛已，以久旱，命宰臣祷雨……（六月）己未，振河北流民。”当时，黄河以北地区出现大面积严重的旱灾，百姓在外族侵扰和当地官吏的压迫下苦不堪言。诗歌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在写法上，诗歌采用白居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的创作传统，将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与国富民强的贞观盛世进行鲜明地对比，揭示了造成这种痛苦生活惨状的社会根源。其他如《兼并》、《感事》、《收盐》、《省兵》等也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理想。
王安石还写有大量的咏史怀古诗，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自汉以来，咏王昭君的诗篇众多，此诗是其中优秀的作品之一。诗借王昭君去国怀乡的痛苦，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情，并借汉言宋，讥讽皇帝的昏庸与无能。诗中两处议论，颇为精警。“枉杀毛延寿”独处新见，将讽刺矛头直指皇帝；“失意无南北”则道出了历代压抑人才的普遍现象。南宋朱弁对此评曰：“以讽刺为主，然不失为正常，乃可贵也。”（《风月堂诗话》）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皆写有和诗，黄庭坚更称赞说：“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江宁钟山，生活和心态发生了变化，诗歌创作也随着变化，写出了大量的写景抒情诗，如“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1]、“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江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等等。这些诗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后人将王安石后期诗歌中的这些风格绝句又称为“半山体”或“半山绝句”。
王安石的散文也往往以实用为目的，直接为政治服务。其政论文思想内容之充实，现实性、政治色彩之强，在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突出。如其名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北宋面临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广泛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的各种弊端。《答司马谏议书》则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这些作品均为变法服务，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艺术上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透析、简洁质朴的鲜明特征。其小品文评论历史人物，皆短小精悍、言简意深、笔力雄健，感情充沛，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孔子世家议》、《书刺客传后》等。他的记事、记游散文也引人注目。《伤仲永》借早慧儿童变为庸才之事，强调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游褒禅山记》通过华山赏游，阐述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议论透辟精警。
北宋作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繁荣时期，除前文提到的柳开、穆修、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以及后文将要重点介绍的苏轼以外，重要的散文名家还有作为“唐宋八大家”成员的苏洵、苏辙、曾巩三人。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有《嘉祐集》十五卷。苏洵散文受《孟子》、《战国策》影响较大，长于议论，风格纵厉雄奇。《六国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借六国割地事秦讽刺北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借古伤今，淋漓沉痛。《管仲论》责备管仲不能举贤自代，推断齐国之败，管仲难辞其咎。评论一针见血，结论无懈可击，是一篇持之有故的优秀翻案文章。《上欧阳内翰书》在表露对庆历新政诸君子爱慕之情的同时，希望得到欧阳修的荐引，用笔婉曲，极见情致。
苏辙（1039—1112），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苏轼弟，官至尚书右丞，有《栾城集》。苏辙长于评史议政，史论和政论是其议论文的代表作。其《六国论》不同于苏洵论其“弊”和苏轼论其“士”，而是认为六国的失策在于“不知天下之势”，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赂秦”。苏辙记叙文往往借事明理，将叙事、写景、议论融为一体，首尾机神一片。如其游记名作《黄州快哉亭记》紧扣“快哉”着笔，简要点出亭子命名之由后，形象地描绘了登亭所见之景，并由此抒发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全文叙议结合，通过“快”字的七次出现将谪居逆境中的“自得”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颇能体现苏辙散文笔致委曲、明畅通达的美学风格。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同样夹叙夹议，笔调雄放，结构严谨而又疏放跌宕，在流畅婉转之中，深醇温粹。苏辙在此文中也提出了文气说理论上有重要地位的“奇气”说，其内涵指向主要包含追求疏宕平淡的文风、抒发不平之气和强调生活阅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三个方面。这一批评理论是刘勰“江山之助”文论的发展和完善，在明清散文批评史上影响深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人称南丰先生。曾巩的散文标举儒学，强调要“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宋史·曾巩传》云：“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散文以序、书、记三类最工，序文中最有特色的是目录序，如《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文章逻辑缜密、条理畅达、议论深刻、语气节奏雍容平易，正如清人方苞评《战国策目录序》所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古文辞类纂》卷九引）曾巩的书简以《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上欧阳舍人书》、《与王介甫第二书》等着力最深，流传颇广。曾巩的记文往往以小见大，明物致理，精警透辟，韵味隽永。如其《墨池记》借墨池导入道德修养，扬发“欲深造道德”必须苦练的道理。
北宋散文史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等也都是风格平易自然，情景交融的优秀作品。
苏轼的诗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诗、词、文、书、画等多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其父苏洵、其弟苏辙都是宋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号称“三苏”。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在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科举考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中进士。二十六岁时，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再次获得成功，优入第三等。入仕之后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杭州通判，后转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在湖州，四十四岁的苏轼遭遇人生第一场政治迫害——“乌台诗案”。随后被贬黄州，黄州四年苏轼留下了包括《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大批作品。随后苏轼被逐渐启用，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后因洛蜀党争，苏轼再次自请外任杭州太守，但还是没有躲过政治打击，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六十二岁再贬儋州，六十五岁遇赦北归，在常州去世。
苏轼一生坎坷，在去世之前，他的自题画像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自嘲之中有种不屈的生命意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思想都有所阐释与践行，同时也形成了他刚柔相济、“外尪柔而中健武”的人格精神。尤其在困境之中，苏轼的“刚”表现在履险如夷的乐观，生生不息、坚毅执着的意志，“柔”表现在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智慧。
苏轼的诗歌代表着宋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存诗2700多首，诗歌题材多样，大到针砭时事、干预社会，如其《荔枝叹》、《吴中田妇叹》等作品。小到关于犁、锄、水车、秧马等农具的咏物诗，还有琐屑如理发、煮茶、濯足等事皆可入诗，并且可以将这些平凡的生活琐事写得充满灵气与奇趣。其诗歌转益多师，风格多样，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渊明。”指出了苏轼诗歌创作的兼容并蓄，有李白之豪放不羁、杜甫之沉郁顿挫，也有陶渊明之自然平淡。苏诗在放笔纵意、一气呵成之中往往有其宛转曲折、跌宕起伏。另外，苏辙也指出了苏轼诗歌风格变化的痕迹，简言之就是由早期的豪健清雄逐渐转向晚年的清旷简远、自然平淡。
苏诗有历史的继承，更有开有宋一代之风的创新之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认为宋人作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苏轼是宋调的典型，这几点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以文字为诗”指的是宋诗突破近体诗的一些内容与形式的束缚，引入更为自由的古文创作的字法、句法、章法入诗。他的诗和韩愈一样，多用语助，如《送岑著作》：“懒者常似静，静岂懒者徒？拙则近于直，而直岂拙欤？夫子静且直，雍容时卷舒。”其中的语助就有“者”、“岂”、“于”、“而”、“欤”、“且”等。苏轼的《游金山诗》当中多有散文句式，《石鼓歌》也有效法韩愈《石鼓歌》以文为诗的痕迹。《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云：“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句式多是酣畅淋漓、自由不羁的散文句式。苏轼多用典、善用典，这是他“以才学为诗”的表现。宋诗有理性化与议论化的倾向，苏诗则是“以议论为诗”中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充满理趣。他善于从具体生活中提炼哲思，如其《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如他在被贬途中所作的《慈湖夹阻风五首》其五：“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诗似信手拈来，在生活之中寄寓人生哲理，也表现出苏轼履险如夷、随遇而安的乐观与旷达。《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其诗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序》），苏轼的这首诗不是直接的理语，是在诗歌的意象当中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思考。嘉祐六年，苏轼兄弟二人在郑州分手，苏辙过渑池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此诗是唱和之作。苏轼善于取喻，首联即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之迹。在一问一答之间，引人深思。颔联以顶针的方式延续首联的比喻，再加以铺衍。人生充满了无常与无奈，雪上留下的鸿爪或为积雪所覆盖，或为阳光所融化，而飞去的鸿雁也难以知道自己的方向所在。诗歌改变了先景后论的方式，开始就笔锋突兀、以论开头，到了颈联再落实到所忆之景。五年前，兄弟二人就经过这里，并且住在县中寺舍，而今当年和尚已经去世，当时留下的题壁诗也已荡然无存，这不正是人生中的雪泥鸿爪吗？尾联两句则有所振起，虽然人事俱非、逝者如斯，但人生哪怕是人困驴乏、崎岖路长，也不失为一种值得记忆的体验，一种充满豪情的历练。这首诗悲凉中有达观，无常中有坚守，苏轼思想中的无常与旷达，在这首诗的前后部分都有所表现。全篇一气呵成，圆转流易，是东坡本色之作。
苏轼认为诗歌应该抓住描写对象的神韵，诗人要“求物之妙”，要有“写物之功”。无论是写情写事写景，苏轼往往都能抓住对象的细节，体现出写物之妙。如其送别苏辙的“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苏辙别后，苏轼登高回首，已不见弟弟身影，起伏不平路上只有时隐时现的乌帽。对于景象的模写甚工，而恋恋不舍之情见于言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诗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第一句天上黑云翻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二句是舟中雨点，其中“跳”字生动传神，而“乱”字则写出雨珠之急与多。第三句又转到风，“忽”字正契合夏季天气之骤变与无常。第四句延续变幻之速，转眼风平浪静、水天一色。简单四句，将夏季天气转换过程写得跌宕起伏，包括形容词“白”、“黑”的使用，动词“翻”、“跳”，副词“乱”、“忽”都用得非常之精妙，体现了苏轼体物之精细。
苏辙评价苏轼晚年作品“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正是这样的代表作，其诗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诗写于苏轼被贬儋州遇赦北归的路上，苏轼被贬由惠州而儋州已经有七年时间，王十朋说苏轼“万里南迁，而气不衰”（《国朝名臣赞》）。纪昀评论说“前半纯是比体”（纪昀评点本《苏文忠公诗集》），首联以雨后天晴比坎坷的北归之路，颔联以海天澄清比苏轼无瑕之心胸。既是眼前之景，又是比喻之本体，贴切无痕。五六句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自比，怨而不怒。再以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典故，来自嘲因为被贬岭南，才得以粗闻海浪。两个典故都是与海相关，也是非常贴切。尾联则于眼前海景上宕开一笔，直抒胸臆。苏轼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以认为“海南万里真吾乡”，更可以将这“九死南荒之地”，当成“奇绝冠平生”的一次旅行，这正是他词里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也显出苏轼旷达而坚毅的人格精神。
严羽《沧浪诗话》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唐音向宋调的转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是先驱，最终则完成于苏轼与黄庭坚。
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最终完成者。“苏文”通常包括了苏轼的散文、四六以及赋，旧题南宋陈鹄《西塘耆旧续闻》称：“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
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正是对他自己文风的总结。文章又如流水之汪洋恣肆，滔滔汩汩而千里无难，这是说文章要有如流水的气势。而“随物赋形”则强调文章除了有水的一泻千里之势，还应有水的宛转曲折之妙。“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说文章的自然活泼、畅快流易。
苏轼的散文主要有游记、政论、史论、策论、序跋、小品等。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苏门父子为学有纵横家之风，为文尤其是政论、史论也具有纵横家奥渺汪洋、纵横驰骋、说理透辟、气势雄放的鲜明特色，同时还能够舒卷自如、“纡徊曲折以伸其说”（陈所蕴《〈苏氏易解〉序》）。苏轼的政论、史论多贯彻了他“有为而作”的文学思想，如其《上神宗皇帝书》，这是一篇最能代表苏轼政治观点的文章。苏轼还有四十多篇史论，如《始皇论》、《管仲论》、《荀卿论》、《韩非论》、《留侯论》等。这些史论立意奇辟，往往以不同寻常的切入角度，进而翻出新意，得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新的结论。苏轼的《留侯论》便是这样的一篇史论，苏轼从圯上老人授书、桥下取履的情节入手，圯上老人教子房“忍”，张良再将“忍”传至刘邦，苏轼进而由此得出“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的结论。文章抓住“忍”字核心，层层推进如抽丝剥茧，对于史料的运用更是灵活自如、若即若离。善于寻找新颖的角度，出奇制胜，是其智识过人的表现。而纵横捭阖、一气如注、波澜层深，则是其文章极具感染力的体现。
苏轼的散文中有大量的游记、山水亭台楼阁记等，如《石钟山记》、《超然台记》、《喜雨亭记》等。苏轼改变了游记以叙述游历过程、景物描写为主的写法，插入了灵活多变的议论与抒情，让文章呈现夹叙夹议、多姿多态的风格。如被称为“坡公第一首记文”的《石钟山记》，写于元丰七年由黄州去汝州途经江西时。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本》中评价此文：“东坡此文，直以记为考。分作两层：始斥郦道元之简，继斥李渤之陋，自明得石钟之真际。”文章从对郦道元、李渤的批驳开始，接着叙述了探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补充郦道元之简，否定了李渤的观点。文章结束于苏轼在游历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文中写景的段落，骈散结合，长短错落，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与拟声词的运用，在声音与色彩之间传达作者所见所闻，形象生动地创造出独特的意境，如：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苏轼还常在记游之中，升华一个普遍性的人生哲理，这些文章多有其人格精神的投射，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
苏轼现存以赋名篇的作品有二十六篇，他在辞赋创作上的独特贡献在于，继承了欧阳修文赋《秋声赋》创作，破体为文，将古文特点向赋体延伸。一方面，延续了赋的铺陈方法与主客问答的结构。另一方面吸收了古文创作的技巧方法，如句式长短的错落、骈散的结合，虚字的大量使用，改变写物为主为写物、叙事、抒情、议论的结合，使得文赋如古文般一气呵成而又波澜层深。他创作出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如《前赤壁赋》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其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寥寥数笔，极尽写物之工。“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文章背后潇洒出尘、心无挂碍的苏轼形象则脱颖而出。接下来苏轼则由赏景之乐，忽转为人生之悲，再经由主客对答，苏轼以其旷达胸怀将人生之悲化为解脱之乐。此赋既有庄子文章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突起突落，又有庄子文章的草蛇灰线的脉络相连。
明代袁宏道在其《苏长公合作引》中说：“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轼小品文有诙谐幽默、充满情趣的，有清新自然、澄澈明净的，有飘逸洒脱、悠远萧散的，往往是寥寥几笔的随意点染就有简约传神之韵。如《记承天寺夜游》云：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此文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寥寥八十余字，设色清丽，如行云流水。写出上下明净的月夜与庭水，更透露出苏轼率真、洒脱与澄澈的胸怀。欧阳修《西湖念语》云：“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苏轼《临皋闲题》则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些与《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张怀民两位“闲人”的闲情雅致是一致的，而这些雅趣也正是苏轼小品文刻意流露出的风貌。
黄庭坚、陈师道与陈与义的诗歌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属江西）人，人称黄太史、豫章先生，谥文节。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著有《山谷集》。除诗、词、文外，书法成就极高，与蔡襄、苏轼、米芾并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是最能体现宋诗艺术个性的诗人之一，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诗学思想，最为著名的是“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前者最早出现在惠洪《冷斋夜话》中：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夺胎”“换骨”本是学仙修炼之法，神仙信仰者认为人类通过服食用铅汞等金属炼成的金丹，就可以使凡胎肉骨变成坚如磐石的金石之躯，以致生命永恒。黄庭坚借用神仙修身之法到诗歌创作的方法上来，用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类比思维来阐明诗法。具体而言，夺胎法要求诗人在参照前人诗歌时注入新的血液以创作全新的诗境。换骨法则要求在继承前人诗歌技巧时不因袭，而另创新格。二者结合起来就是要求诗人将自己的诗歌理念融入前人的诗歌精髓之中又有自己全新独特的精神风貌，正如修身养命者既要金丹融入人体又要修炼出前所未有的、永葆青春活力的生命体格。这种诗法体现了黄庭坚刻意求新求奇的创作态度和写诗倾向，其理念与宋代道教内丹学利用外丹术语来炼养身心，力求呈现给修道者新奇的成仙方式是一样的。由此可知，炼养内丹之法与黄庭坚“夺胎换骨”诗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夺胎换骨”诗法与“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联系密切。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上编卷二云：“古人自有夺胎换骨等法，所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在提出“夺胎换骨”的同时，也提出了“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他在《与洪甥驹父》一文中云：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点铁成金”来自道教外丹修炼中的黄白术。“点铁成金”就是利用物质资源，通过一定的方法反复加工而成金丹，化腐朽为神奇。黄庭坚深谙此术，将它移植到诗歌创作的方法上来，要求诗人在炼句造字上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最终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这两个联系密切的诗歌理论常被人误解为形式主义，被认为翻用古人陈言，提倡蹈袭剽窃。如金人王若虚云：“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努力和艺术修养。与之相似，他追求诗文写作“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词意高盛，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也容易被人等同于“掉书袋”，与苏轼相比，黄庭坚在“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他的诗歌具有浓厚的文人气和书卷气。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是其诗学思想的实践和反映，往往根据前人诗意加以变化，以故为新，变俗为雅，注重对典故的改造和发挥，营造新的意境，如其名作《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这首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时作者在山东德州德平任上。黄几复即黄介，字几复，南昌人，与黄庭坚同科出身，时知四会县（今属广东）。首二句暗用《左传》“君居北海，寡人处南海”的典故，表明二人相距之遥。想让鸿雁传书，但古人认为雁飞至衡阳而止，无法完成传递音信的任务。三四句为历代传诵之名句，不仅因为它们是纯粹以名词性意象组合而成，而且两句彼此反衬，用对比手法写出了往昔京城相聚时的欢乐与别后索居的落寞，颇富艺术张力。清人方东树称这两句“浩然一气涌出”（《昭昧詹言》卷二十）。五六句转写黄几复的处境，先用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之典写其贫寒，再反用《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成语，感慨其沉沦下僚之久。结句遥想对方，读书读到头发变白的黄几复并不孤独与寂寞，其读书声与野猿之悲泣声相呼应，形成了一种悲壮的气氛和苍凉的意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首诗的艺术构思，常见的意象、语汇、句式、典故在诗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化平凡为奇趣，整体上给人新奇之感。
黄庭坚为了翻新出奇目的，除了将生新瘦硬的语词入诗外，还主张用拗律、拗句，改变一般诗句的平仄关系。有意造成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给人奇峭倔强的感觉。如其《题落星寺》四首其三：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这首诗无一句是完全符合平仄规律的，而且颈联失粘。这种拗体律诗杜甫曾大量创作，黄庭坚有意模仿，先后写作此类律诗一百余首。其他如“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等等。黄庭坚诗歌章法上回旋曲折；修辞上出奇制胜，重视炼字造句；声律上多用拗句，以生新瘦硬为总体风格，自成一体，时人、后世称之为“黄鲁直体”或“山谷体”，典型地体现了宋诗艺术特征。
黄庭坚晚年的诗歌豪华落尽，体现出“平淡而山高水深”（黄庭坚《与王观复第二书》）的特征。这些诗歌几乎不用典故，写得明白流畅，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语言质朴，情感深沉，体现了黄诗的老成境界。这也说明，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最终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的境界。
陈师道、陈与义与黄庭坚被江西诗派的鼓吹者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为“三宗”，他们的诗歌也具有鲜明的宋诗特征，分别被称为“后山体”和“简斋体”。
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属江苏）人。他一生绝意科举，文师曾巩，诗学黄庭坚，后入苏轼之门，为“苏门六君子”之一。著有《后山集》，留存诗歌七百六十余首。陈师道作诗全凭学力，崇尚苦吟，提倡“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次韵答秦少章》），认为只要专心尽力，定会诗工句佳。他曾在《绝句》诗中自称：“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由于生活的不顺，他学习山谷体的瘦硬风格时流露出呕心沥血的痛苦之情。如其《夏日书事》：“花絮随风尽，欢娱过眼空。穷多诗有债，愁极酒无功。家在斜阳下，人归满月中。肝肠浑欲破，魂梦更无穷。”其诗内容、情感与风格与唐代孟郊、贾岛甚似，正如纪昀《后山诗钞序》所称：“其五言古镵削坚苦，出入于郊、岛之间，意所孤诣，殆不可攀。”陈师道作诗标举“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后山诗话》），摈弃华丽辞藻，力求质朴真挚。如其《示三子》：“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唒。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用最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语简而情真，呈现一种朴拙之美。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早年以《墨梅》见赏于宋徽宗，“靖康之难”后，其《怀天经智老因访之》中“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联又为宋高宗喜爱。陈与义诗歌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多抒怀、咏物、唱和之作，在句法、造语方面受黄、陈影响较为明显，但在意境、情韵方面却胜之，如《春日》二首其一：“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似乎冲口而出，浅切简洁，展露出善于捕捉诗材的天分和观察力。南渡之后，遭逢靖康剧变的陈与义诗歌创作取法杜甫，写有大量感时伤事、关心国运之作，带有浓重的忧国之思，逐渐形成了沉郁雄浑的“简斋体”。如其《感事》诗云：“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风断黄龙府，云移白鹭洲。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诗歌陈述靖康、建炎以来的诸多丧乱事变的同时，蕴含着对国事的忧伤感慨之情。反观自身，却无力纾解国难，内心抑郁，感慨遂深。刘克庄称道尾联“颇逼老杜”（《后村诗话》前集卷二），纪昀在评论方回《瀛奎律髓》时也说这首诗“真有杜意，乃气味似，非面貌似也”。同样是后期诗歌中忧国思乡的代表作，其七绝《牡丹》则是借物抒怀：“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作为诗人故乡象征的牡丹，本来具有富贵喜庆的符号意义，此处却赋予了深沉的悲剧内涵，字里行间透露出挥之不去的感伤气息，寄托着故乡之思和家国之感，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用意之妙。
注：
[1]诸多教材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实际上，王安石诗集流传至今的三个版本都作“春风自绿江南岸”，另吴小如先生《读书札记·关于“春风又绿江南岸”》（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43页）、赵齐平先生《春风自绿江南岸——说王安石〈泊船瓜洲〉》（《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39页）有详细考论。
（文章来源：Kindle电子书《中国古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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