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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代历史散文

浏览:546 作者: 来源: 时间:2022-06-28 分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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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积高 黄钧  主编

汉代历史散文的发展趋势

汉代历史散文在先秦历史散文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向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故历史散文一直得以持续发展。而且记载历史,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突出特点,即重视历史人物的“言”和“事”。但是从现存的两部比较早的历史书《尚书》和《春秋》来看,他们记的“言”只是当时统治者对其政策和措施的简要说明,记的“事”也只是历史大事的简要提纲,看不到历史人物具体生动的活动。而且“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把“言”和“事”分别记录,把许多生动的历史事件割裂开来,更无法展现历史人物具体的面貌。因此谈不上有多少文学价值。史传文学发展到《左传》、《国语》产生了一个飞跃,它们将“言”和“事”结合起来写,把历史事件故事化,而且有些故事写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文学因素大大增强了。但它们还是以记言记事为中心,人物只是作为某一历史事件的附庸而已。至《战国策》开始改变《左传》、《国语》以记事记言为中心的写法,转而以人物为描写的中心。《战国策》全书四百九十余章,有许多章节都是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中心的,而且写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但是,它每一章多是写某个历史人物的一个生活片断。因此,《战国策》还只是一些人物特写,没有展现出历史人物一生的完整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则不但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而且将某一历史人物一生的事迹集中在一起,通过给历史人物写传记的办法来写历史。这样,它就有可能更充分地刻画人物性格,较集中地写出人物一生的命运和特点。《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之外,其余一百多篇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描写对象的,多数篇章都是具体生动的人物传记,写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史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这种文学体裁的成熟。

史传文学自先秦开始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史记》那些生动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那些曲折紧张的历史故事,那种参差错落的文学语言,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自此,作家们要写历史人物传记,都感到有些难乎为继。于是,文学家就将其注意力集中去开发新的描写领域,而将历史让给历史家去研究。历史家们撰写历史著作,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考核,而不再顾及历史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班固的《汉书》就开始呈现出这种倾向。《汉书》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考核与记载比《史记》精确翔实,班固就曾讥刺《史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言,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汉书·司马迁传赞》),但其文学价值则不如《史记》,而此后的历朝正史在文学上的成就又远在《汉书》之下,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

先秦历史散文,除《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之外,不少子书均记载历史故事。如《韩非子》就有《说林》、内外《储说》,至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则几乎全是由一些历史故事组成。这些书的基本性质仍属子书,其中记载的历史故事也是思想家们用以说明某些道理的,他们收集这些故事,不是记史,而是说理。但它们已有逐渐从子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别——杂史的趋势。这种子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汉代仍然存在。比较著名的如韩婴的《韩诗外传》属经部诗类著作,刘向的《说苑》、《新序》,属子部儒家类著作,而其基本内容则为历史故事的辑录。尤其是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刘向的《列女传》,它们或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或专记历代妇女的事迹,其中虽杂有某些神话或民间传说,但已经脱离子书,而又与正史不同,形成了史书中的杂史一类。这种杂史成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萌芽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这就是汉代历史散文发展的大体趋势。

《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1]。幼年“耕牧河山之阳”,在家乡度过。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前135年)做了太史令,司马迁即随其父迁至长安茂陵显武里。他十岁就学习古文字,随后又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打下了渊博的学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病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受命主持制订“太初历”,并正式动手写作《史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李陵事下狱受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遇赦出狱,任中书令。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史记》的写作基本完成[2]。以后事迹不详,大概死于汉武帝末年或汉昭帝初年。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司马迁一生行迹当“与武帝相终始”。

司马迁的生平活动中跟他写作《史记》关系极为密切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家世与家庭。“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祖先世为周王朝史官,司马迁即出生于这个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元前128年—前123年),曾写过一篇重要论文《论六家要指》。在这篇论文中,司马谈将春秋战国以来“蜂起并作”的“百家之学”,第一次用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加以概括,表现出他对先秦诸子的精深研究。同时,这篇文章作于汉武帝正式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对阴阳等前五家都有所批判,指出儒家的缺点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对道家则作了全面的肯定,认为它兼具五家之长而没有五家之短。这对司马迁的思想和治学态度是有影响的。另外,司马谈在任太史令时,就曾想修一部史书来论载“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他未能如愿就赍志以殁了。他临死时郑重地嘱托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迁也流着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后来,司马迁发愤著述,李陵之祸以后他也“隐忍苟活”,动力之一就是其父的遗嘱。

第二,中青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一生有几次大的游历。第一次是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这次游历,他赴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处,考察了屈原放逐的有关事迹;他浮沅湘,窥九嶷,调查了虞舜南巡的传说;他南登庐山,上会稽(今浙江绍兴),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他上姑苏(今江苏苏州),望五湖(太湖别名),适寿春(今属安徽),观春申君故城宫室,了解了春申君的有关事迹;他到淮阴,考察了韩信葬母的墓地;北涉汶、泗(皆古水名,流经山东泰安、曲阜一带),讲业齐鲁之都,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和诸生习礼的情况;他经历鄱、薛、彭城(鄱,汉蕃县,与薛均在今山东滕县境,彭城即今徐州),适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收集了关于孟尝君及楚汉之争的许多故事;他适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墟,调查了所谓夷门和魏公子无忌的一些事迹。这次游历,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河南、山东等许多地区,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他后来撰写《五帝本纪》、《夏本纪》、《孔子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屈原列传》、《魏公子列传》和秦汉之际许多人物的传记做了重要准备。第二次游历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四川邛崃)、笮(今四川汉源境内)、昆明”,即奉命巡视四川和云南边境一带。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他后来撰写《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收集了不少资料。第三次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扈从汉武帝出巡。先从汉武帝登封泰山,参加封禅大典,东巡海上,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经辽西(治所阳乐,在今辽宁义县西),历北部边境,至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归甘泉,考察了东部、北部许多地区,为他后来撰写《封禅书》、《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等创造了条件。此外,他还好几次扈从汉武帝出巡,西登空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过涿鹿(今属河北),负薪塞河,足迹几遍全国。所到之处,他考察风土人情,参观名胜古迹,访问耆老故旧。扩大了视野,增益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了解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一切对他政治见解和文章风格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3]。

第三,遭李陵之祸。李陵是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李陵率领步兵五千深入匈奴腹地,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根据他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只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时,司马迁“即以此旨,推言陵功”,触怒了汉武帝,被认为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将他下狱治罪,并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处以宫刑。出狱后虽官至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但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司马迁认为屈辱了士节、受到了奇耻大辱而郁郁寡欢。只是因为《史记》的创作尚未完成而“隐忍苟活”着。这是司马迁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对司马迁的生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由一个“厕下大夫之列”的太史令,变为一个“身残处秽”的“闺阁之臣”,从而加深了他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从自身的不幸遭遇,更认清了汉武帝的偏私以及当时政治内幕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更认清了他自己社会地位的卑微以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更看到“立德”、“立功”的不可能。这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转变到“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由“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转变到下决心不与当权者合作以求名于将来。“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耻辱变成了动力,更加集中精力写作《史记》,使《史记》成为他的“发愤”之作。

《史记》之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为《太史公书》。汉儒多沿用此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而《汉书·杨恽传》称为《太史公记》,《风俗通义·正失》篇又称之为《太史记》,但汉人无称之为《史记》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如葛洪《西京杂记》卷四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就不称《太史公书》,而称《史记》。而王国维认为,称《太史公记》为《史记》,始于三国时魏王肃。但据今人考证,《史记》之名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史记”也就由一般史籍的通称而成为此书的专名。

《史记》凡百三十篇。而《汉书·司马迁传》称“十篇缺,有录无书”,但未列举所缺篇目。《汉书·司马迁传》注及《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并引张晏说:“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张晏提出的这些亡缺篇目[4],未说明其依据的材料来源。而今本《史记》百三十篇俱存,只有《武帝本纪》是抄录《封禅书》而成。那么,《史记》有无亡缺?亡缺何篇?迄今尚无定论。

《史记》原文只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今本《史记》则有五十五万五千六百多字,比原来多出二万九千多字,肯定有人作过增补[5]。补《史记》的人,有姓名可考者只有褚少孙一人。褚少孙,颍川人,元、成间博士。他补了十篇,即《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凡他所补文字之前均冠以“褚先生曰”以说明其增补意图及史料来源。凡未冠“褚先生曰”者,其补者为谁,已无从考订[6]。

《史记》从东汉起就有人为之作注。今存者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这三家注原本单行,到北宋时才将三家注分列于《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成为《史记》最通行的本子。近世日本人泷川龟太郎撰《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取清代学者有关考证八十四种、日本学者有关注解十八种汇编而成,搜罗很广,用功颇深,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注释本。

司马迁的著述,除《史记》一书外,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

《报任安书》(或题《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7]。从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的、想要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中的可悲命运。因此,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当时那种不合理社会的控诉书。信自首至尾以任安来信中的“推贤进士”之责为线索组成,其中心是“抒愤懑”。文章由“推贤进士”引出作者“身残处秽”的处境和悲愤,由这种处境和悲愤追溯到为李陵辩护而致祸的缘由,再引出忍辱受诟、努力著书立说的意愿,最后又归结到自己的处境和悲愤,表示无力再“推贤进士”,以照应前文。文章如滔滔江水,层层推进,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对来书提出的责难作了回答,又重点抒发了他含冤受屈、忍辱受诟的悲愤心情。文中有叙事,有议论,都饱含着作者的感情。他借向朋友写信的机会,长歌当哭,尽情抒发了他内心的积郁。从中可以感受到司马迁整个的精神境界:他正直不阿,光明磊落,意志坚强,且富有感情,使读者同情他的遭遇,敬仰他的为人,从而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因此,这封信既是研究司马迁其人的重要资料,又是一篇情文并茂的优美散文。

《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晚年的作品,是一首咏怀之作。赋中揭露了“美恶难分”的黑暗现实,感叹自己“生不逢辰”,表达了作者不能“没世无闻”,而要“朝闻夕死”的决心。从赋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饱经忧患,感慨深沉,而又坚持真理,不甘寂寞的倔强的老人形象。

《史记》思想内容及其史学价值

《史记》首先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封建正史——二十四史之首,对我国史学有重大影响。

第一,它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成为后来封建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采用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通过为历史人物写传记来写出整个时代的历史。共分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个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迹,是全书叙事的提纲;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要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世家主要记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则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记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这五种体例,以本纪为纲,互相配合,体制严密,既反映出几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又刻画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开我国纪传体正史的先河。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各部分名称和数目的多少虽有变更,但通过用纪、传写历史人物来反映历史面貌的体制始终未变。这是司马迁创造的一种记载历史的新体例,这种发凡起例之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第二,它改变了分封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了大一统的历史观。

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是由许多原始部落慢慢融合而成,并非出于同一祖先。至商周时期,还处于分封割据状态,虽有天子,但他只能管辖王畿。《史记》之前的一些历史书籍记载历史,在政治上尚无一个明确的中心。《尚书》虽分虞、夏、商、周书,但如周书,就把周王朝的文告和《费誓》、《秦誓》[8]等诸侯文告并列,无尊卑之分。春秋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诸侯春秋居于并列地位,《春秋》、《左传》都是以鲁君在位时间为线索来编年的。《国语》中的《周语》与鲁、齐、晋、楚、郑、吴、越诸国国语并列,《战国策》的《东周策》、《西周策》与秦、齐、楚诸策并列,看不到周王朝居于独尊的地位。到《史记》就不同了。《史记》称天子的传记为本纪,诸侯的传记为世家,《五帝本纪》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将各朝代的天子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将各诸侯国的历史称为世家,表明他们的地位不能与天子并列。《史记》将历代帝王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这样从历史观上将全国统一起来,为大一统的汉帝国的存在找到了历史根据。不仅如此,司马迁认为各个朝代的天子都出自同一祖先——黄帝。帝颛顼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帝喾是“黄帝之曾孙”;帝尧是帝喾之子,“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舜是帝颛顼的七世孙;“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夏禹王也是黄帝的后代;“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为商代远祖,商代帝王也是黄帝的后代;“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后稷是周代始祖,周代帝王也是黄帝的后代;“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秦王朝也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历代帝王是黄帝的苗裔,而且许多少数民族也与黄帝有血缘关系。匈奴,其先祖是“夏后氏之苗裔”;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其先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其苗裔为滇王;南越王尉佗,“真定人也,姓赵氏”;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这样一来,五帝三王,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是黄帝子孙,又将中华民族从血统上统一起来了[9]。“黄帝子孙”(加上“教民稼穑”的炎帝神农氏,又称“炎黄子孙”),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中心口号,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奋斗。这一民族统一观念就基于《史记》。当然,大一统的思想不始于司马迁,大约在战国中期就已形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都宣传过这种思想,而且已将大一统思想引进了历史研究。司马迁继承了这种大一统的思想,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史记》独具的大一统历史观,它从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出大一统的中心,把人们从精神上、心理上统一起来了,这是《史记》对史学的伟大贡献。

第三,整理和保存了几千年丰富的历史资料,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父子两代人,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他们所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司马迁还利用游历和扈从的机会,收集和订正了许多历史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创造性的整理,写成《史记》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尤其是秦汉时期的史料,成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其功不可磨灭,历来获得好评。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可见评价之高。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用“天人相分”的唯物观点来研究历史,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历史上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有益的历史教训,反对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史记》一书中虽然没有完全扫除“天命论”的思想,但在很多篇章里批判了相信“天命”的观点。在《项羽本纪》中,指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即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而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在《封禅书》中,对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追求长生久视,从而闹出许多笑话,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批判。《史记》一书采取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来分析他们成功失败的原因,正是司马迁这种唯物观点的具体表现。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发展进化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来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肯定历史上各种变革的进步作用。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改革多采取颂扬的态度。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打击旧贵族势力,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赞扬其政绩说:“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吴起列传》)商鞅在秦国变法,司马迁称赞说:“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他颂扬李斯“以辅始皇,卒成帝业”,其功业可与“周召列矣”(《李斯列传》)。司马迁在个人感情上虽不喜欢他们严刑重罚,“刻暴少恩”,但对他们变法的政绩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变革促进了历史的前进。在《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说:“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里,司马迁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功,表示了由衷的赞许,对学者不敢肯定秦始皇的统一功绩提出了批评,就是他这种进步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太史公自序》),即通过对历史的褒贬来表达孔子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司马迁写《史记》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跟其父司马谈一样,向往的是西汉初年实行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他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的。他对汉文帝轻徭薄赋,躬行节俭,重用民力,“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作了热情的歌颂。(《孝文本纪》)对吕太后在宫廷斗争中的阴狠毒辣作了揭露批判,但又称赞她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曹参为齐相,其治用“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术,后为汉丞相,也一守萧何之法,相安无事。司马迁赞扬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司马迁还对奉公守法的循吏和“治官理民,好清静”的汲黯进行了歌颂,并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列传》)从这种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出发,司马迁对严刑重罚以残害人民,搜括民膏以困苦人民的残暴统治者,如夏桀王、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秦始皇、秦二世进行了鞭挞和否定。他对法家人物的严刑峻法、不施恩德,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批评吴起“刻暴少恩”,指出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汉武帝的“多欲”政治也进行了批判。他借汲黯之口批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汲黯列传》),他批评汉武帝的盐、铁、铸钱三业官营和杨可告缗是最下等的与民争利的措施,他批评汉武帝的开边战争是滥用民力,以致弄得全国“萧然烦费”,民不聊生(《平准书》),他批评汉武帝重用酷吏,严刑巧法以滥施淫威。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更对酷吏们凶残嗜杀、曲承旨意、罗织罪名而置他人于死地的残暴本性作了深刻揭露,“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并指出:“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全国农民起义的烽烟四起,就是这种残暴统治的结果。正因为司马迁反对严刑重罚,主张清静无为,所以凡反对暴政、反对强权的历史人物,司马迁都给予热情歌颂。他对历史上汤放桀、武王伐纣作了大力肯定。尤其热情颂扬了陈涉、吴广领导的反暴秦的斗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对陈涉在反暴秦斗争中的首难之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司马迁对发生于汉武帝时期的农民起义,虽然仍称之为“盗”,但他肯定这些起义是汉武帝的文网太密所导致的,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司马迁还以饱满的热情写了《项羽本纪》,因为项羽也是一个“乘势起陇亩之中”、一往直前地摧毁暴秦统治的英雄人物。因为司马迁憎恨暴政,所以历史上一些反抗强暴的志士,也成为他歌颂的对象。在《刺客列传》中,他写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司马迁对他们视死如归、勇敢无畏的反抗强暴的行为作了绘声绘色、激动人心的描写。司马迁刻画这些人物,赞美他们的行为,正好表现了他对封建强暴者的不满。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歌颂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称颂他们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意思是说,游侠的行为虽不符合封建法规,但他们能牺牲自我以救人厄困,而且成功之后,不夸耀、不望报,这种精神表达了封建社会下层人们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处境的强烈愿望。司马迁歌颂他们,正是他反抗强暴的政治理想的表现。

司马迁“清静无为”的政治理想,还包括选贤任能的内容。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在《匈奴列传》中又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哉!惟在择任将相哉!”可见其对贤能政治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维护国家利益的贤臣良将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蔺相如机智勇敢地折服秦王,而且在与廉颇的矛盾中能从“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出发容忍退让;廉颇在认识了蔺相如容忍退让的动机之后,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两人团结合作,在当时尖锐激烈的秦赵斗争中,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和尊严。司马迁对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在秦赵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了信陵君魏无忌“仁而下士”的故事,他“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御了秦国的侵略,存赵救魏,威震天下。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以十分景仰的心情,写了飞将军李广的生平事迹。记述了他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他超凡绝伦的勇敢,使匈奴闻之丧胆的声威,以及廉洁奉公和爱护士卒的优良作风。还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李广受统治集团的排挤压抑,最后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从而揭露了当时统治集团压抑贤能的不合理现象。

司马迁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抑扬褒贬,寄寓着他的政治理想和爱憎感情。这种抑扬褒贬,和当时统治集团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的确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正显示出司马迁的思想高出于当时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这正是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总之,《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新的史学体例,表现了司马迁歌颂大一统的进步历史观,而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公正态度记载了西汉初年和汉以前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则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政治理想。因此,《史记》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是后世进步史学家师法的楷模,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开创性的地位。

《史记》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史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史记》问世之后,中国才算有了真正意义的传记文学。《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所描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如同一轴历史人物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不仅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也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审美能力和杰出的艺术才能。

《史记》的文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司马迁为了写好历史人物,在历史题材的提炼和组织、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

司马迁写人物最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进行细致描写,以突出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经历的事件非常多,性格也往往是多方面的。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绝不是有事必录,而是选择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以突现他某一方面的特点。如《项羽本纪》写项羽的一生,除开头一段写了他起义前的几件小事之外,突出写他参加反暴秦斗争的八年历史。这八年历史又分两个阶段,前三年(公元前209年—前207年)写他率领起义军推翻暴秦的战斗历程,后五年(公元前206年—前202年)写他在楚汉战争中由强变弱、被刘邦战败的经过。这八年之中,又突出写他三件大事: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巨鹿之战写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反秦斗争中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鸿门宴写他天真坦率,优柔不忍,以致轻纵敌手,养虎贻患的坦荡胸怀。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刈旗,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单凭个人之勇,终于陷入四面楚歌,最后不得不引剑自刎的悲剧结局。通过这三个场面,突出他喑呜叱咤、勇武过人、直率磊落而又刚愎自用、善于斗力而不善于斗智的性格特点。又如《魏公子列传》,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司马迁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的政治军事活动,而把重点放在敬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游”几个故事。通过这几个故事,突出他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点。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突出蔺相如在秦赵斗争中为维护赵国尊严而勇敢机智地和秦王斗争的事迹,“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以及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提炼历史题材、刻画人物性格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时一个人物所经历的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太多,司马迁就采用概述与特写相结合的办法,用概述介绍人物的某些经历和总的特点,使读者形成一个总的印象;又用特写详细描写某些场面,使读者形成具体印象,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来。如《李将军列传》,李广从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到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19年)被诬自杀,历时四十余年,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司马迁只概述他在文、景、武三朝的仕宦经历,为人用兵的总的特点以及他不得封侯的迷惘,却选择三个具体的战斗场面和最后被诬自杀的情况作详细描写,突出他英勇善战、临危不惧的将帅之才和统治集团排挤压抑他的实况。通过这些概述和特写,突出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统治集团压抑贤才的不合理,点面结合,形象鲜明突出。

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情况复杂,往往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全面介绍,影响人物性格的突出;略去一面,则影响历史的真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司马迁巧妙地运用互见法来调节二者的关系,使之完整统一。互见法是将一个人的某些事迹分散到其他传记中去叙述,以便在主传中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如《项羽本纪》集中笔墨叙述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键的历史事件,突出项羽喑呜叱咤、英勇善战的英雄性格,而项羽在政治、军事方面犯的一系列错误,甚至个性中残暴嗜杀的一面,在本传中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载,却分散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补叙出来。又如《魏公子列传》,司马迁满怀热情地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维护正义的政治家形象,魏公子仁而下士、急人之难,形象高大,可以说是个完人。但在《范雎列传》中却补叙了魏公子畏秦而不纳魏齐的虚饰情态,受到了侯嬴的批评,本传中则只字不提。这样做,既忠于历史的真实,又不损害人物形象的完整,两全其美,冶文史于一炉,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艺术才华。

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来组织历史题材,选择人物一生中的典型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历史人物的塑造以反映纷纭复杂的历史面貌,这是司马迁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关系经常采用的方法。但司马迁有时也描写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这些描写看似闲笔,无关宏旨,却在展现人物性格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琐事的描写在《史记》中是很多的。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是儿时游戏,却生动地显示出张汤那“老狱吏”般的气质和残酷的性格,对张汤思想性格的描写有极大的渲染作用。又如《陈涉世家》,一开始写的那个陈涉“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的小故事,写出陈涉胸怀大志,不安贫贱,又很自负而轻视别人。这就揭示了陈涉后来首举义旗号召反秦,为王后又忘旧情杀同伴的行为的思想基础。这些小故事对写历史来说或许并非必要,对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形象的鲜明丰满。

有些篇章全由一些生活琐事组成,却小中见大,揭示出重要主题。如《万石君列传》,写万石君父子五人别无他能,惟“恭谨无与比”,“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其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少子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

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可是这一家子却讨得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四代皇帝的喜欢,皆官至二千石,石庆还官至丞相。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场重用的是些什么人了。这些小故事本身并非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却反映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更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物谨慎小心的特点。

《史记》写人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既不平铺直叙地介绍梗概,也不静止地介绍人物言行,而是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长处和弱点,表现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如《鸿门宴》,故事一开始就写出项羽的声威和刘邦的岌岌可危,揭示出尖锐的矛盾冲突。接着引出项伯充当和事佬来往勾通,战争阴云暂时扫去,紧张气氛为之一弛。然“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王”一语,点明斗争并未结束,引出鸿门宴的场面。刘邦谢罪,项羽留宴,矛盾似乎解决。突然范增“数目项王”,刘邦又性命垂危,然而“项王不应”,气氛又缓和一下。这是第一波折。范增又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又危在顷刻,而“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惊险之状又稍得舒缓。这是第二波折。当此惊险万状之时,张良召樊哙闯入军门,制造了突起的奇峰,宴会上所有人物皆将注意力转向樊哙身上,舞剑也只得自动收场,于是杀与不杀的矛盾又趋解决,把情节从高潮导向结局。逃宴,留谢,虽系尾声,但仍紧张复杂。“沛公起如厕”,想趁机逃走,不料此时“都尉陈平召沛公”,气氛又一紧。终于“谢罪”的客人已去,宴会也只得收场,剩下一点范增破玉斗、君臣不欢的余波。最后,沛公“立诛曹无伤”,暗示斗争并未结束。整个故事,斗争尖锐,矛盾复杂,而在司马迁笔下却写得井井有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相因,腾挪跌宕,把当时的斗争形势,用艺术的画面再现出来,各个人物的形象,如项羽的骄傲自大,坦率轻信;刘邦的善于听取意见和会笼络人;张良的沉着机智,从容不迫;范增的老谋深算,居尊自用;樊哙的粗豪勇猛,临危不惧,无不在这场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窦婴、田蚡请宴的两个场面,写窦婴得知田蚡要来那受宠若惊的样子,写田蚡傲慢无理的言行举止,众宾客趋炎附势、冷暖炎凉的神情,特别是灌夫使酒骂座时那内含盛怒而面带笑容的神态,那词含讽刺、指桑骂槐的口吻,无不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化的手法和生动的场面描写,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色,因而成为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司马迁选择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写入传记,这体现着司马迁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爱奇”,的确是司马迁的重要审美标准。由于“爱奇”,使《史记》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史传文学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史记》记事上下近三千年,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而它为之立传的人物(包括类传中可指数的人物)只有一百四十余个。可见其入选条件之严。司马迁曾说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可见其入选者必须是倜傥非常之人。这种条件具体到《史记》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个人品质又特别卓异,或遭遇异常不幸而又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人物,如项羽、陈涉、张良、陈平、魏无忌、蔺相如、屈原、李广、汲黯、朱家、郭解等。他们各自表现虽千差万别,社会地位也高低不同,但都有与众不同的品行或表现。这类人占入选人数的大多数。第二类是对历史发展虽有某些贡献,但个人品质不好的人物,如张仪、苏秦、商鞅、李斯、叔孙通,《酷吏列传》中的酷吏等,这类人物在《史记》中也占很大比重。第三类人物在历史上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或破坏作用,本是碌碌平庸之辈,但凭着他们某些特殊表现,博得统治者的欢心而取得尊官厚禄。如并无能耐的石奋父子。又如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但深得汉文帝的赏识,官至上大夫,邓氏钱遍天下。对这类人物作者以鄙薄的态度写出其人品的卑下。总之,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入传,不只看其历史功绩,更不只看其显赫地位,着眼点在一个“奇”字。

其次,表现在对历史题材的提炼。既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司马迁对入选人物不是有事必录,而是加以提炼,突出其非常之事。《史记》被指责为“甚多疏略”,其原因就在于此。如《管晏列传》,管仲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左传》载其事迹甚详,而太史公全不取,独载鲍叔分金之事。晏子亦为齐国名相,事灵公、庄公、景公,多所规谏,《左传》亦详其事,且有《晏子春秋》专载其事迹,而太史公多不取,独取选拔越石父和荐举其御二事。并明确指出,凡是“世多有之”的事,他就“不论”,而只“论其轶事”。所以《史记》虽是“采经摭传”,“整齐百家杂语”,但有很多材料,从今存的经传和百家杂语中找不到根据,是司马迁根据传闻而写成的轶事。这些轶事就体现着司马迁“爱奇”的特点。

第四,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史记》选择的是“倜傥非常”的奇人,论的是不同寻常的“轶事”,故在故事情节的组织安排上,也必使之带有传奇色彩。如《鸿门宴》、《窃符救赵》、《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情节安排的曲折生动,场面描写的动人心魄,艺术效果的扣人心弦,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爱奇”的匠心。

第五,第四,体现在人物的悲剧结局。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不仅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且多带有深沉的悲剧色彩。即算是司马迁鄙夷的人物,他们虽红极一时或不可一世,但其结局也多充满着悲剧气氛。他们有的义气填膺、视死如归而自觉走向悲剧结局,如豫让、荆轲、聂政、侯嬴。有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导致悲剧结局,如屈原、伍员、韩非、晁错。有的“才怀随和,行若由夷”而不遇时,以导致悲剧结局,如孔子、孟子、李将军。有的气贯长虹,叱咤风云,因本人的缺点弱点而导致悲剧结局,如项羽、陈涉。有的一生志得意满,但不免“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而抱恨无穷,造成事与愿违的悲剧结局,如秦始皇、汉武帝。有的功成名就,而顾恋禄位以至于威震人主而导致悲剧结局,如商鞅、李斯、韩信、彭越。总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大都壮伟而悲凉,雄豪而索寞,呈现出悲壮美的艺术特色。这种艺术特色,跟司马迁的个人遭际和时代有关,也跟他“爱奇”这种审美情趣有关。

《史记》在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点。《史记》所写人物,各有不同性格,也各有不同语言。如刘邦、项羽在起义前都见过秦始皇,都说了一句表达其观感的话。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坦率,表现了他强悍直爽的特点。而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说得委婉曲折,表现了他沉着蕴藉的特点。又如《陈涉世家》中写陈涉故人来访,见陈涉的宫殿豪华阔气,惊讶地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句话,充分表现了故人惊讶的神情和质朴的本质。有时还直用口语,如《张丞相列传》中,写周昌谏阻汉高祖更换太子,汉高祖不听,周昌又气又急又口吃,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既表现了周昌急切中说话口吃的语态,又表现了周昌戆直的性格。

《史记》描写人物的动作、神态,也极精确传神,往往用极少的语言,就生动有力地渲染出环境气氛或人物的情态心理。如荆轲刺秦王未成,反被秦王刺伤,这时,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八个字描绘出一个侠义之士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悲壮情景。又如《鸿门宴》写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一笔描写,把樊哙这个赳赳武夫的一腔怒火尽呈于纸上。《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得那么生动鲜明,与语言的形象生动是分不开的。

《史记》在叙述和议论中,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如《淮南王列传》引用民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来讽刺汉文帝与诸王兄弟之间的倾轧。《李将军列传》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表彰李广“木讷少言”而受人尊敬,都很精练深刻。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的深刻揭露。《史记》引用古代史书,如《尚书》,也把古奥难懂、佶屈聱牙的古语,改写成汉代通俗的书面语言,表明司马迁在语言上赞成通俗化,反对复古,从而保证了《史记》语言风格的统一。因此,直至今天,我们读来基本上还是明白晓畅的。

正因为《史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记》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它那清新活泼的语言,它那通俗易晓的词句,它那长短参差的句式,它刻画的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它那饱蘸感情的笔触,无不受到人们的称赞。苏辙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茅坤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百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史记抄》)可见前人对《史记》文章称颂之高。因此,唐宋以来的古文家,从唐宋八大家到清代的桐城派,无不推崇《史记》,奉为圭臬,作为他们师法的榜样,并常以《史记》为旗帜来反对绮靡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如韩愈的文章,气势雄浑,即深有得于《史记》。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章,很明显是学《史记》人物传记的写法。柳宗元也说作文要“参之《史记》以著其洁”(《答韦中立书》),他的文章简洁峻峭,乃是得力于《史记》的结果。欧阳修散文的简洁流畅,纡徐唱叹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其《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尤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刘熙载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截,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艺概·文概》)明归有光的文章记言叙事之处,绘声绘形;描摹人物之容,惟妙惟肖,给人一种亲切有味的感觉,其要诀也是学自《史记》。故史称“有光为文,取法韩欧,尤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明史·归有光传》),于此可见《史记》对我国散文发展影响之至深且巨。

《史记》对我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同样巨大。《史记》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塑造人物形象,为我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唐人传奇如《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等所承袭。其不同,只在一个是历史的真人真事的提炼,一个是虚构的故事情节而已。《史记》组织故事,安排情节,刻画人物,铺叙场面,描写细节,也都给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国小说民族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史记》极善于提炼历史题材,把许多历史故事,描写得腾挪跌宕,充满着矛盾冲突,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极易改编为戏曲。因此,我国古典戏曲,无论元人杂剧、明清传奇,还是现在地方戏的传统剧目,故事取材于《史记》的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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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封建时代的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名著。它经几人之手始成,主要作者是班固。《汉书》首先是在班固之父班彪欲踵继《史记》,作《后传》六十余篇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班彪约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左右调任司徒掾,班固随父入洛阳太学读书。班彪也是东汉初著名学者,他感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刘向、刘歆、扬雄诸人虽有续作,他又“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班彪去世后,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为太傅东平王刘苍的幕府,乃在其父《后传》的基础上着手写作《汉书》。永平五年(公元62年),以私改国史被人告发入狱。其弟班超上书解释,汉明帝读了他的初稿,认为他很有才华,赦出召为兰台令史,第二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作《汉书》。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次年,汉章帝亲自召集诸儒于白虎观主持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义》。至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经班固二十余年的努力基本完成。班固死后,《汉书》未完成的《天文志》和八表,和帝令其妹班昭和同郡人马续补写,至此全书才告成功。

《汉书》体例基本上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废“世家”并入“列传”,全书由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四部分一百篇组成,记载了西汉一代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为后来各朝正史开创了新的体例。

东汉之初,儒家思想在思想界已居统治地位,班固接受正统儒学的影响较深;他又出身于世代仕宦家庭,其姑祖是西汉成帝的婕妤,与汉王朝关系密切;加上《汉书》是奉旨修撰,必须遵循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旨意,因此《汉书》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封建正统思想比较浓厚。班固之所以要撰写《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他根据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学说,认为汉承尧运,汉王朝与唐尧同居火德,是非常神圣的正统王朝,而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把汉王朝放在历代王朝之后,“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能突出汉王朝的正统地位。而且照此下去,汉光武帝也必然编于王莽之末,厕于更始(刘玄的年号)、龙兴(公孙述的年号)之列,这是东汉统治者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班固根据东汉统治者这一要求,专取西汉一代作为断代史而撰写《汉书》,以突出汉王朝的地位。第二,班固认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跟孔子的观点相违背,“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他要用儒家的观点作一番重新评价。因此,《汉书》的斗争精神和进步观念远不如《史记》。《汉书》对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实,多抄录《史记》原文[10],但对《史记》中一些表明司马迁观点的论赞则作了修改。如在《史记·货殖列传》的序论中,司马迁肯定好利求富是人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此,统治者首先要满足人的这种物质欲望,“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个序论,《汉书》全部删去重写,强调统治者要“贵义而贱利”。只有世道衰微,礼义大坏,才出现“奸夫犯害而求利”。班固写《货殖传》的目的是“列其行事,以传世变”。又如《史记·游侠列传》的序论,肯定游侠的行为,“盖亦有足多者焉”。《汉书》亦将这个序论删去重写,指责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汉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是根据正统儒学的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汉书》缺乏《史记》那种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在艺术上,《汉书》喜用古字,语言倾向骈偶,文字艰深,故《汉书》自问世之初,即被认为是难读之书,连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也“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汉书·班昭传》),远不如《史记》之运用口语那样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但是,《汉书》也有其独特的成就。

第一,班固对史实的记载详尽严谨。《汉书》比《史记》记载了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甚至与《史记》重叠的部分也作了许多补充,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把贾谊仅仅写成一个落魄文人,传中只收录了他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汉书·贾谊传》则收集了他的《陈政事疏》等一些重要论文,将贾谊写成一个政治家。此外,如淮南厉王刘长、晁错、中山王刘胜、公孙弘等人的传记,以及新增加的长沙王吴芮、蒯通、伍被等人的传记,都补充了不少史料。《汉书》除对《史记》的重叠部分作了有价值的补充之外,还新写了汉武帝以下七篇帝纪,创作了一百多个人物的传记,志表中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等,对西汉一代的官制和刑法制度、财政经济、政治地理以及西汉的学术源流、著作目录作了系统的叙述和记录。《汉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人物传记中,喜欢全文收录历史人物的奏疏、辞赋等作品,几乎成为西汉文章的总汇,保存了许多政治、文学史料,这也是它的史料价值的重要方面。故作为文学,《汉书》虽比《史记》逊色;作为史学,《汉书》则比《史记》严谨详尽。故文学家看重《史记》,史学家则推崇《汉书》[11],这说明《汉书》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

第二,班固根据儒家的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观念,对西汉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作了揭露,对一些仁惠爱民的统治者作了歌颂,如:《外戚传》中记叙了宫闱中的种种秽行,尤其是写汉成帝和赵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儿子的一段,充分揭露了统治者残忍险毒的本质。《霍光传》揭发了外戚专横肆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东方朔传》抨击了汉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而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对东方朔的怀才不遇寄予了同情。在《酷吏传》中对酷吏的残酷凶暴作了斥责。而在《循吏传》中对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不得不铤而走险,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循吏如龚遂等特为表彰。这也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三,《汉书》作为史传文学,也有不少传记写得很出色。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和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情世态的炎凉冷暖;《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揭露陈万年谄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十分深刻。最著名的是《苏武传》,描写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无辜牵连而拘留。匈奴胁迫他投降,始则派卫律进行威逼利诱,苏武不为所动;继而“置武大窖中,绝不饮食”,又“置北海上无人处”,从生活上进行种种折磨,但苏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忍受了种种非人的待遇,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最后匈奴又派李陵劝降,以苏武家破人亡,劝其归降匈奴,但苏武坚决拒绝,明确表示,为国家民族,绝非“空自苦亡人之地”,而是一个有没有气节的问题,使李陵也感到自惭形秽。苏武在匈奴坚持斗争达十九年之久,最后终于光荣地回到汉朝,受到汉王朝特殊的优宠。《苏武传》具体记述了苏武拘留匈奴十九年间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塑造了苏武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受尽折磨而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表扬了他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贵品质。“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这些看似平平的叙述,充满了作者的赞誉之情,文章也写得情文并茂,千载之下读来,仍觉得大义凛然。苏武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标志着《汉书》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因此,历来《史》、《汉》并称,又与《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12],成为我国封建正史的名著,是有道理的。

汉代的杂史杂传

汉代的历史散文,除《史记》、《汉书》等正史之外,尚有荀悦《前汉纪》、班固等《东观汉纪》一类的别史和另一类杂史和杂传。《前汉纪》属编年体史书,系抄撮《史》、《汉》而成。《东观汉纪》系后汉纪传体史书,由班固直到蔡邕等数十名史官经百余年陆续编撰而成,今仅存残卷。这些别史体制与正史相同,重史轻文,文学价值不如《汉书》。文学价值较高的是杂史杂传。

一、杂史杂传的定名和渊源

杂史、杂传之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类书乃“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杂传,《史通》称为别传,宋以后多称为传记,其实也是杂史。所不同者,据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说:“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然二者体裁自异。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纪一代若一时之事。传记,列传之属也,纪一人之事。”因此杂史“大抵皆帝王之事”(《隋书·经籍志》),而杂传则为诸色人物的生平事迹。

杂史、杂传在先秦就已产生,《国语》、《战国策》,后人多目之为杂史。《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实开杂传之首。由于这类书可长可短,可详可略,体制比较自由;其作者不必身居史官之位,也非着意于修史,故不斤斤于史实,不重实录而尚新奇,还可以大量采摭奇闻轶事而不必考虑其真伪。这种灵活、随意、新颖的形式引起了文人的注意,后又受到《史记》、《汉书》成就的影响,故两汉的杂史、杂传著述极为繁富。一些作家竞相操觚,较著名的杂史有已佚的陆贾《楚汉春秋》和现存的赵晔《吴越春秋》及袁康、吴平《越绝书》,杂传则有刘向《列女传》、《列士传》等,均见《隋志》著录。此外,尚有虽非此类,而性质与杂史相近的韩婴《韩诗外传》和刘向《新序》、《说苑》等。

二、《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吴越春秋》作者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约为东汉明帝、章帝时人。少时尝为县吏,以不屑其职,去官至犍为资中从大经学家杜抚学韩诗,积二十年不归。杜抚死后,回家乡,州召补从事,不就,卒于家。《吴越春秋》旧称十二卷,今存十卷。

《越绝书》旧称子贡作,《四库提要》据书末《叙外传记》的隐语,定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13]。《崇文总目》称此书旧有内纪八篇,外传十七篇,今本仅十九篇,盖有散佚。二书内容均为记述春秋时吴越二国史实,特别是吴越争霸的前后过程,主要根据《国语》兼采《左传》、《史记》中有关记载敷衍而成。二书文风都显得“纵横漫衍”,有不少夸饰及虚构之处。而《越绝书》更为“博丽奥衍”,“多杂术数家言”(《四库提要》)。但就叙事的细腻生动,情节线索的清晰合理,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来看,《吴越春秋》均超过《越绝书》,它比较集中地叙述了伍子胥奔吴和破楚复仇以及勾践奋发图强最后灭吴雪耻这两段历史。基本轮廓虽本之史传,但也吸收了不少传说。如下面这则故事:

椒丘欣者,东海上人也,为齐使于吴,过淮津,欲饮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见马即出,以害其马,君勿饮也。”欣曰:“壮士所当,何神敢干!”乃使从者饮马于津。水神果取其马,马没。椒丘欣大怒,袒裼持剑,入水中求神决战,连日乃出,眇其一目。(卷二《阖闾内传》)

与水神决战显系民间传说,却有助于表现人物性格。《吴越春秋》所刻画的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明察,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负重都比较鲜明突出。特别是伍子胥,作者把他描写为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他因父兄被害,逃难奔吴,以客卿身份为吴王阖闾出谋划策,终于破楚复仇,使吴国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后来夫差继位,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其中写到越兵攻城时伍子胥头颅须发尽张,后又托梦范蠡指示攻城路线,以及驱水为涛等事,皆不经之谈。其目的还是为了突出他那种孤忠激切的性格。这种史实与幻想杂糅,注意人物性格完整而不考虑史实严谨的写法,乃是在史传文学中“参错小说家言”(王孙《惕甫未定稿》),它实质上在历史和小说之间架起了桥梁。

三、《列女传》和《列士传》

《列女传》、《列士传》乃是汉代最为著名的杂传。作者刘向是西汉著名学者,留下的著作亦不少,大多为整理先秦典籍时搜集抄录古史而成。《列士传》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今已佚,仅存残篇。其中传诵人口的有羊角哀、左伯桃生死友谊的故事(见《后汉书》卷二十九注引),述左伯桃死后受荆轲欺压,乃托梦羊角哀,羊自杀,以死相从。这些地方也体现了历史的虚化。《列女传》共七卷,每卷记十五人,共一百零五人的事迹。每人传后均有颂,对历代妇女的奇节异行、聪明才智加以赞扬。刘向表彰这些妇女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则的,但不少篇章也肯定了妇女的社会作用,尤其是下层妇女的优秀品质,或褒誉其节义,或赞扬其才智,如孟母三迁、缇萦救父、丑女无盐说齐宣王、杞梁妻哭而城为之崩,这些故事都有启发教育意义。如《列女传·母仪》云: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处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长,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谓也。

这则故事文字简洁,没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却热情地颂扬了孟母对孟子教育的重视,说明了良好环境对一个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对读者是很有启示作用的。

这类杂传,作者撰写的目的不在于传史实之真,而在于记述史不及书的流风遗迹。因此,它重视表现人物的性格及品质,常通过民间传说、遗闻轶事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故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四、《新序》和《说苑》

刘向的《新序》、《说苑》则属于另一性质的杂史。《吴越春秋》等杂史以史为纲,《列女传》等杂传以人为纲,《新序》、《说苑》则以事为纲。《新序》,《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十卷,今仅存十卷,以记述春秋战国时史事为多。刘向编定《新序》以后,又将“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的别为一集,名为《说苑》,原本二十卷,七百八十四章,北宋时仅存五卷。后经曾巩搜集,复为二十卷。这两部书均属于遗闻轶事性质,系“采传记百家之言,掇其正辞美义,可以劝诫者”(《崇文总目》),即把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故事,用“以类相从”的办法,按题材性质编在一起,类似于分类故事集。其中确有不少故事传诵人口,如《说苑》中的“东海孝妇”,《新序》中的“叶公好龙”、“季札挂剑”等。像下面这则故事: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中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说苑》卷六《复恩》)

寥寥数十言,就把吴起及病疽者之母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吴起作为战国时名将,爱兵如子,故战斗时士卒勇于用命。而此母站在母亲立场,预为子泣,也体现了一个母亲的心情。这类小故事大多为正史所不载,却可以因小见大,察微知著。篇幅虽然短小,但文辞简洁平易,对话传神而又颇有哲理。这两书所载的故事也包含不少传说成分,如“叶公好龙”中的真龙出现,“东海孝妇”中的三年不雨,这些都不可以考信。这反映了历史向小说转化的轨迹。

五、《韩诗外传》

《韩诗外传》,西汉韩婴所作,其性质与《新序》、《说苑》相近,历来史志、书目均将此书列入经部。但它的主要内容也是杂述古事古语,其目的在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与《诗经》本义无关。因此,也可以归入以事为纲的杂史一类。作者韩婴,汉初燕人,曾撰《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南宋后仅存《外传》,今本为十卷,已非原貌。其主要内容也是记载一些史传所不载的遗闻轶事,篇末多引《诗经》中文句以阐明大义。如:

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已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吾不好仁义不可也。”五往而得见也。天下诸侯闻之,谓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也。《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卷六)

《外传》引诗,大都断章取义,触类引申,以诗句点明故事大义,而不着眼于训诂。《外传》擅长于用对话发议论,露神情,并写得“文辞清婉,有先秦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多为史传所不录的短小事件,有的并为《新序》、《说苑》、《列女传》所采录。《韩诗外传》实际上成了上承先秦诸子寓言故事、下启《说苑》等书的一个中间环节,并成为魏晋以后轶事小说的先导。

六、由杂史、杂传演化而成的早期小说

杂史、杂传的这种发展演进,正反映了传记文学向小说转化的趋势。明陈言《颍水遗编·说史中》曰:“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这一分流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上述的一些杂史、杂传体例虽仍同史作,但内容多采民间传说,虚化现象比较明显,故亦可称之为半小说性质的杂史。但汉代尚有另一类如《燕丹子》、《飞燕外传》、《列仙传》、《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怪异成分更加多,甚至成为书中主要内容。尽管这些书仍然使用了某些历史人物的姓名和一定的时代背景,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是志怪和传奇,而不能归入杂史的范围了。

《燕丹子》三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之首。作者不详[14]。但东汉王充《论衡》曾引其事,故至迟应为东汉作品。书中主要内容为记述燕太子丹自秦逃归,并遣荆轲谋刺秦王等事,与《战国策》、《史记》所载大略相同,却增添了乌白头、马生角、桥机不发、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之类远离史实的情节。故历来被视为“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

《飞燕外传》旧题西汉末伶玄撰。内记赵飞燕、合德姊妹同事汉成帝故事,多写宫闱中事,描述曲折细致,粗具人物形象,形象地揭露了帝王的淫侈生活及丑恶本质。后人认为“实传记之类,然为小说家言”(《四库提要》),或认为“传奇之首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上述二书均以史实为基本构架,但记叙描写多用小说手段,以求得情节的生动完整。如《燕丹子》写燕太子丹自秦逃归一段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

这一段确实写得情节紧凑,冲突颇富戏剧性,形象也比较鲜明,却远离史实,带有明显的小说性质。这类作品在一些重大史实方面仍与历史保持一致,而《列仙传》、《蜀王本纪》、《汉武故事》等作品则不受史实约束,以虚幻成分作为它的主要内容了。

《列仙传》二卷。晋葛洪《神仙传序》及《新唐书》、《宋史》均称刘向撰。宋以后多有怀疑者,但均不足以推翻旧案。今本共记述七十人,其中既有传说人物,如黄帝、王子乔、赤松子,也有一些历史人物,如老子、吕尚、介子推、范蠡、东方朔等。他们大多能餐霞饮露,不食五谷,善炼形尸解,能积火自焚,飞举升天,死而复生,甚至返老还童。他们或游戏人间,或隐居海外仙山。充分展现了人们对仙人仙境充满神秘色彩的幻想。像下面这则故事: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这则故事情节很美,是后代文人喜欢引用的掌故。像这类把爱情引入志怪之中的故事在书中还有不少,如《江妃二女》写郑交甫逢二仙女,彼此赋诗交谈,互通情愫。《赤松子》记炎帝少女追赤松子仙去,《犊子》记酒家女倾心仙人犊子,共牵黄犊而去。这类故事或人神相爱,或由爱而仙,其重点不在于描写爱情,而在于传达仙凡相通的观念。爱情既是登入仙界的阶梯,又是用以说明仙境美好的象征物,因而在后世获得广泛的流传。

《列仙传》每个故事篇幅短小,笔调质朴,较少细节描写,从体裁到文风,都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先声。

《蜀王本纪》。扬雄作,已佚,今仅存残篇。其内容为记述秦前古蜀国历代君王如蚕丛、鱼凫、望帝、开明等的神话传说,语多不经。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指责此书“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宏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魂化为子鹃……”可见此书实乃借杂史体裁所写成的志怪小说。

《汉武故事》本为二卷,今存一卷。旧题班固作,后人多有怀疑者。然难确指为何时何人所作,姑仍其旧。此书写汉武帝一生轶事,特别是汉武帝求仙的故事。着重描述了汉武帝、东方朔、钩弋夫人、李少君和西王母等或人或仙、或半人半仙的事迹。它能使历史成分与幻想成分紧密结合,虽然也借助某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实,但在一些具体描写中多为幻想情节。故前人谓其“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四库提要》)。在写法上与《燕丹子》同一机轴。整个故事都围绕汉武帝这一中心人物、求仙这一中心事件以组织材料,形成长篇结构。因而得以摆脱初期小说所谓“丛残小语”的格局,对后代传奇小说颇有影响。其文笔亦简洁雅致,摹景状物、渲染气氛、记述对话,都比较生动。故鲁迅称其“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中国小说史略》)。

注:

[1] 关于司马迁生年有两种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引《博物志》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推算,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主此说者有李长之、郭沫若等。又《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正义》曰:“案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据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主此说者有王国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朱东润、季镇淮等。两说各有依据,迄今尚无定论,本书暂依后说。

[2]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里所说的体例与篇数与今本《史记》相符合,仅将“表”排列在“本纪”之前与今本排列次序不同而已。而《报任安书》约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故知此时《史记》已大体完成。

[3] 司马迁的漫游对《史记》文章的影响,马存论之至详。他在《赠盖邦式序》一文中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潴,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磋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廓蔓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湘妃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呜,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天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众人君子之容貌。”

[4] 关于张晏提出的《史记》亡缺篇目,历代学者提出了种种看法:(一)仅亡武纪说。宋吕祖谦首倡此说。他在《大事记解题》卷十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惟亡武纪一篇耳。”(二)亡书七篇说。此说为梁玉绳提出。他在《史记志疑》卷七说:“盖《史记》凡缺七篇,十篇乃七篇之讹。故两《汉书》谓十篇无书者固非,而谓九篇俱存者尤非也。七篇者,《今上本纪》一,《礼书》二,《乐书》三,《历书》四,《三王世家》五,《日者传》六,《龟策传》七。”(三)十篇俱在并未亡缺说。此说首倡于吴承志。他在《横阳杂记》卷九说:“《礼》、《乐》二书并有‘今上’之文。《兵书》即《律书》,末有太史公赞语,今本误与《历书》连合。《日者传》志司马季主,条例亦具于赞。《孝景纪》、《将相表》、《傅靳传》并为班书所取,《将相表》有附续之文,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附续之文无异。十篇似俱非亡佚。”(四)亡四存六或亡一残三存六说。此说首倡于今人张大可。他在《史记研究》一书说:“张晏所列十篇无书篇目,实际亡缺四篇,即《武纪》、《礼书》、《乐书》、《兵书》。”“且《礼》、《乐》、《律》三书篇首之序,我们认为是补缺者所搜求的《太史公书》亡篇之逸文,也可以说这三篇均是残而非全亡。”

[5] 张晏所说亡缺的十篇今本《史记》皆的然俱存,那么为谁所补?后世学者亦有种种推测:张晏说褚先生补了四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史记·大史公自序集解》引)。司马贞说褚先生补了七篇:“《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书》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辑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功,何芜鄙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张守节说十篇皆褚先生补。他说:“《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而褚少孙补《景》、《武》纪、《将相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龟策》列传,《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按褚少孙所补《史记》均冠以“褚先生曰”四字,未冠“褚先生曰”者不可轻信为褚少孙所补。

[6] 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称《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按此指续写《史记》,而非增补《史记》。

[7] 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比较通行的说法有两种:(一)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说。首倡此说者为王国维。他在《大史公行年考》中说:“按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后梁启超《史记解题及其读法》、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均主此说。(二)征和二年说。主此说者最早为赵翼。他说:“《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条)周寿昌亦云:“《刘屈氂传》云,太子召北军使者任安令发北军,安已受节,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后上闻,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要斩。考《卫青传》云,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独安不肯去。(颜注云:‘安,荥阳人,后为益州刺史。即遗司马迁书者。’据史公书,当即征和二年事。”(《汉书注补校》卷41)今人程金造更从当时史实与报书内容申论赵氏、周氏之说,肯定“《报任安书》写在征和二年十一月间是所不能怀疑的”(《论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的时代与内容》)。二说各有依据,迄今尚无定论。今从王说。

[8] 《费誓》是徐戎淮夷侵犯鲁国,鲁侯伯禽征之于费地而誓众,故曰《费誓》。《秦誓》是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之于崤,秦穆公悔贪郑取败的自誓之词。皆非周天子文告,而收入《周书》。伪孔传解释说:“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为世法,故录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

[9] 《大戴礼记》有《五帝德》与《帝系》诸篇,言历代帝王与黄帝的血缘关系。这是司马迁叙述历代帝王的血缘关系的依据。

[10] 《汉书》中有四篇纪、五篇表、六篇志、四十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改写增补而成的。如:《律历志》本于《史记》的《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史记》的《礼书》、《乐书》,《食货志》本于《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本于《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本于《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本于《史记》的《河渠书》之类。

[11] 班马优劣:首先提出甲班乙马的是王充。据刘知几《史通·鉴识》说:“王充著书,即甲班而乙马。”自注云:“王充谓彪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甲,以大史公为乙也。”不过,王充说的班,指的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他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晋人张辅则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词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自此,班马优劣成为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12] 四史:《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这里的三史指《史记》、《汉书》与《东观汉纪》。唐以后《东观汉纪》失传,则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见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四《艺文》。至清代始有四史之说。如乾隆时史珥著《四史剿说》十六卷,即包括《史记剿说》四卷、《汉书剿说》四卷、《后汉书剿说》四卷、《三国志剿说》四卷。洪亮吉《四史发伏》十卷,包括《史记》两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两卷,《三国志》两卷。张之洞《輶轩语·语学·读史》说:“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全史浩繁,从何读起?四史为最要:《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13] 关于《越绝书》的作者:《越绝书·叙外传记》中说:“记陈厥说,略有其人,以去为生(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讬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四库提要》据此解释说:“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以‘文属词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

[14] 《燕丹子》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孙星衍《燕丹子序》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又据书多古字古义,说:“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曰:“燕丹、荆轲,事既卓佹,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宋濂《诸子辨》也说它“决为秦汉间人作”,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六则说:“当是六国游士哀太子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他们都认为《燕丹子》是先秦或秦汉之间的古书,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余读之,其文采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正如《越绝书》等编,掇拾前人遗帙,而托于子胥、子贡云尔。”李慈铭《孟学斋日记》则认为“要出于宋、齐以前高手”。近人罗根泽著有《燕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认为此书为晚出伪书,其时代盖在萧齐之世,“下不过梁”,可以庾仲容《子钞》目录为证;而“上不过宋”,则因裴骃《史记集解》未曾引及。而鲁迅《小说史略》讲义中说:“《隋志》之《燕丹子》今尚存,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辞,当是汉以前书。”可见此书之成书年代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要之,这个故事在汉代已基本定型,虽后人或有所删改增饰,但姑附之于此。

 

文章来源:Kindle电子书《中国古代文学史》

图片来源:千图网

(网站编辑: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