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
【摘要】卵巢癌(ovarian cancer，OC)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高，预后差。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疾病监测和长期管理依赖于多学科团队的协作。本共识内容涵盖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疾病监测的目标、内容和频率，以及健康管理策略、社区转诊流程及全专结合管理团队的构建。本共识重点强调早期发现复发、优化治疗方案、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功能恢复的重要性。本共识旨在为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疾病监测与长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并为卵巢癌生存者的科学化、专业化的临床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卵巢癌;疾病监测;健康管理;专家共识
基金项目:1.辽宁省重点研发项目(编号:2024JH2/102500019);2.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编号:XLYC2412037)
通信作者:张颐，E-mail:syzi@163.com;娄阁，E-mail:louge@ems.hrbmu.edu.cn;张师前，E-mail:r370112@126.com
在全球范围内，卵巢癌(ovarian cancer，OC)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2022年全球新增卵巢癌病例324398例，死亡206839例［1］。我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表明，2022年我国新发卵巢癌约61100例，发病率8.84/10万，死亡病例约32600例，死亡率4.73/10万［2］。卵巢癌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易复发，Ⅰ～Ⅱ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70%～80%，而Ⅲ～Ⅳ期患者仅为20%～25%［3］，死亡率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首位。因此，卵巢癌患者在完成手术、化疗等初始治疗并进入疾病康复期后，仍需接受规范化疾病监测及长期管理，这也是卵巢癌全程规范化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组织相关专家，基于国内外文献证据，结合中国临床实践，经多轮讨论后制定本共识，以期为卵巢癌患者康复期疾病监测与长期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1共识制定方法
1.1共识制定专家组
本共识的撰写团队由妇科、肿瘤科、康复科、精神心理科、疼痛科等领域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专家组成，以确保共识的多学科覆盖、科学性和临床适用性。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注册(www.guidelines-registry.org)，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5CN2012。
1.2共识涵盖的范围和目的
本共识主要供各级医院的妇科医师、肿瘤科医师、相关专科医师及其他医疗工作者参考。目标人群为初始规范化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或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的卵巢癌生存者;妊娠合并卵巢癌、卵巢癌合并恶病质、卵巢癌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等特殊人群不纳入本共识范围。本共识涵盖经规范化系统治疗后的卵巢癌生存者康复期的监测内容、健康管理策略、社区转诊流程及全专结合管理团队的构建等方面，并提出相应的规范化管理方案，旨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1.3证据检索
依据目标人群或患者群体、干预措施、比较措施、结果(population/patient，intervention，comparison，outcome;PICO)原则，对所涉及的临床问题进行了系统检索。检索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MEDLINE、Embase。检索文献类型包括系统评价、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等。
1.4证据评价及分级
本共识的形成主要依据专家意见的一致性，本共识的制定参考了《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4］的制订流程及方法学标准，经过多次专家会议的深入讨论和修订，汇集了多学科、不同地区及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形成更具普适性的管理策略。
证据质量分为高级(A)、中级(B)、低级(C)3个等级，具体为:高级(A)为未来的研究不太可能对目前的评估结果有重要影响，从而不太可能改变当前推荐;中级(B)为未来的研究可能对目前的评估结果有重要影响，从而可能改变当前推荐;低级(C)为未来的研究很可能对目前的评估结果有重要影响，从而很可能改变当前推荐。
推荐强度根据证据质量及临床获益与风险综合判断，分为强推荐和弱推荐;其中，强推荐为明确显示干预措施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弱推荐为利弊不确定或无论高或低质量的证据均显示利弊相当。
2康复期疾病监测
研究显示，85%的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在初始治疗后可能复发，Ⅲ～Ⅳ期高级别卵巢癌患者中，3年内复发率高达70%［5］。接受保留生育功能手术(fertility sparing surgery，FSS)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复发率为11.6%，其中IC期患者的复发率比IA期高约4.8%，6%的患者死于卵巢癌复发［6］。因此，康复期疾病监测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定期监测，早期发现肿瘤复发或转移，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改善患者预后。同时，疾病监测还可用于评估前期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综合治疗的效果，并为后续治疗方案调整提供依据。此外，卵巢癌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常伴多系统的并发症及心理问题，规范的疾病监测能够及时发现相关问题，有助于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
2.1监测时间与频率
本共识推荐的疾病监测频率为:初始治疗后的前2年内每2～3个月进行1次，第3～5年每3～6个月进行1次，5年后每年进行1次。对于在具备复发后再次手术评估及综合治疗条件的医院随访，且依从性良好的患者，建议在初始治疗后5年内每2～3个月监测1次，以便更早识别可干预的复发病灶，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7-8］。
2.2监测内容
2.2.1临床症状监测和体格检查
临床症状的监测和全面的体格检查能够提示复发。可能的症状包括:(1)全身症状:如发热、乏力、疲劳、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消瘦等;(2)局部症状:如盆腔疼痛、阴道出血、阴道排出烂肉样组织等;(3)呼吸系统症状:如胸闷、气短、干咳、咯血等;(4)腹部及消化系统症状:如恶心、呕吐、呕血、腹痛、腹胀、消化不良、排气及排便习惯改变、黑便、血便、黄疸等;(5)泌尿系统症状:如尿频、尿急、血尿、肾盂积水所致腰痛等;(6)骨转移症状:如骨痛、病理性骨折等。
卵巢癌常见的复发部位为盆腔，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包括肝脏、远处淋巴结、肺、骨和脑等［9］。因此，在临床随诊中需进行全身体格检查，包括腹部触诊、淋巴结触诊以及妇科双合诊、三合诊检查等。但由于单独体格检查发现卵巢癌复发的价值有限，临床实践中需结合其他检查协助诊断。
推荐意见:推荐对所有卵巢癌生存者常规询问临床症状，进行包括双合诊或三合诊在内的全身体格检查，并加强对肿瘤复发相关症状的健康宣教(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2.2.2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
糖类抗原125(cancer antigen 125，CA125):复发患者血清CA125水平升高可早于临床诊断2～5个月。CA125水平预测卵巢癌复发的灵敏度为62%～94%，特异度为91%～100%［10］。研究表明，CA125水平升高至治疗后最低值的2倍是预测复发的有力因素;即便CA125水平在正常范围内(＜35U/mL)，若出现连续3次进行性升高，复发风险也显著升高［11-12］。妇科癌症协作组(Gynecologic Cancer InterGroup，GCIG)建议［13］:对于治疗前CA125正常或者首次治疗后降至正常的患者，当CA125升高至≥参考范围上限的2倍时;对于首次治疗后CA125未降至正常的患者，当CA125升高至≥最低值的2倍时，均需连续检测2次加以验证，2次检查间隔至少1周，并推荐在2周内进一步完善影像学检查。
人附睾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研究显示，在93%的卵巢浆液性癌、100%的卵巢子宫内膜样癌和50%的卵巢透明细胞癌中HE4呈过表达，提示HE4在卵巢癌中可能具有重要的辅助诊断和监测意义［14］。与单独检测CA125相比，CA125与HE4联合监测卵巢癌复发的灵敏度为76%(单独检测CA125为35%)，特异度为100%(单独检测CA125为59%)［15］。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或糖类抗原19-9(cancer antigen 19-9，CA19-9)可能有助于卵巢黏液性癌的复发监测［16］。研究显示［17］，对于术后CA125水平正常的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术后CA19-9升高是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缩短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malignant ovarian germ cell tumor，MOGCT)，亦建议对其特异性血清肿瘤标志物进行检测，其中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β-hCG)分别是卵黄囊瘤和绒癌的特异性标志物，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在无性细胞瘤中可升高，监测上述指标对MOGCT的疾病监测和疗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除CA125外，还应注意监测初始治疗前异常的其他肿瘤标志物，以及血常规、生化等指标，以全面评估患者状态。
推荐意见:CA125联合HE4监测可作为卵巢癌康复期疾病监测的辅助手段，尤其适用于高复发风险人群;但鉴于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仍有限，不建议单独作为复发判断依据(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卵巢黏液性癌可增加CA19-9或CEA监测(推荐等级:B级，强推荐)。推荐对初始治疗前异常的肿瘤标志物以及血常规、生化指标进行动态监测(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2.2.3影像学检查
卵巢癌复发时盆腔超声的主要表现为低回声实性病灶，边缘不规则;彩色多普勒显示中等至丰富的血流信号，常伴有腹腔积液或盆腔游离液体。超声在肿瘤标志物水平正常、无症状的患者中具有重要诊断价值，其预测盆腔复发的阳性预测值达100%，阴性预测值为99.6%;但在临床检查或肿瘤标志物水平异常的患者中，尽管经阴道超声检查(transvaginal ultrasonography，TVUS)的阳性预测值仍为100%，但其阴性预测值仅为22.2%，提示其排除复发的能力有限，存在一定局限性［18］。
CT是卵巢癌生存者疾病监测的重要影像学检查手段，诊断卵巢癌复发的准确率为70%～92%［19］。卵巢癌复发时CT可表现为新发软组织肿块或结节，肿块通常边界不清，增强扫描时呈不均匀强化，可伴有腹水。淋巴结复发可表现为盆腔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肿大，直径多超过1cm，增强时可呈不均匀强化［20］。多层螺旋CT的多平面图像重建技术可提高腹膜转移的检出率，但对盆腔内病灶以及腹膜、肠系膜等部位直径小于5mm的病灶识别仍存在局限性。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能够提供高分辨率图像，辅助观察肿瘤的大小、形态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因此常用于卵巢癌盆腔局部复发的诊断［21］，其检测盆腔局部复发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约为91%、86%和89%［22］。常规MRI在区分治疗后纤维化与复发病灶方面存在局限性，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联合常规MRI可提高鉴别诊断的准确性［23］。但由于检查范围、检查时间及成本等因素限制，临床实践中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选择。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PET/CT检测卵巢癌复发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约为88%和89%［24］。Bristow等［25］研究显示，PET/CT预测≥1cm复发病灶的准确率为81.8%。在评估脑转移时，PET/CT诊断价值不优于MRI。Sebastian等［26］研究显示，PET/CT在检测胸部转移性卵巢癌复发方面优于CT。在卵巢癌复发诊断方面，CA125的特异度最高(93%)，而PET/CT的灵敏度最高(91%)［27］。对于血清CA125升高但CT或MRI未发现病灶的卵巢癌患者，可考虑PET/CT协助诊断。
推荐意见:盆腔超声作为监测疾病复发的手段具有一定局限性，随访过程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个体化选择CT、MRI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对于可疑复发或转移者，推荐PET/CT检查(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2.2.4分子检测及遗传学咨询
大部分卵巢癌为散发肿瘤，但部分上皮性卵巢癌的发病与BRCA基因突变或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LS)相关［28］。因此，对卵巢癌患者进行遗传学咨询，不仅能够指导治疗选择，还可协助其亲属进行相关肿瘤遗传咨询及风险评估，降低遗传性卵巢癌的发生风险。遗传学咨询主要包括3方面:家族病史的收集与分析、遗传检测的选择与解读、遗传风险评估。其中，遗传风险评估是核心内容，应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对存在遗传性肿瘤风险的患者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及疾病监测计划，并对高风险亲属进行相关肿瘤遗传风险的告知、检测及预防。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可选择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PARPi］维持治疗，BRCA野生型患者可进一步行同源重组缺陷检测，以指导维持治疗策略。此外，由于遗传性卵巢癌发病年龄早于散发性卵巢癌，对育龄期遗传性肿瘤患者及携带者家系提供生育力保护和生殖健康的咨询与帮助，也是遗传咨询的重要一环［29］。
当卵巢癌患者存在BRCA突变或LS时，若亲属筛查发现遗传学问题，推荐进行更早的筛查和预防性手术。研究发现，与卵巢癌发生相关的遗传疾病主要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yndrome，HBOC)和LS。约90%～95%的HBOC由BRCA1和BRCA2的胚系致病性变异引起，其所致的卵巢癌病理类型多为高级别浆液性癌［30］。Kotsopoulos等［31］报道BRCA1和BRCA2突变携带者的女性终生(至80岁)罹患卵巢癌风险分别为49%和21%。LS约占遗传性卵巢癌的10%～15%，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卵巢子宫内膜样癌，发病中位年龄约46岁，早于散发性卵巢癌［32］。LS主要致病基因包括MLH1、PMS2、MSH2、MSH6以及EPCAM基因［33］。MLH1、MSH2、MSH6、PMS2基因突变携带者至70岁时累积卵巢癌发生风险分别为:4%～20%、8%～38%、1%～13%和1.3%～3%［34-36］。
目前遗传性卵巢癌尚缺乏确切有效的筛查手段和特异性预防策略。降低风险的输卵管卵巢切除术(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RRSO)可降低BRCA突变携带者及LS患者罹患卵巢癌、输卵管癌及原发性腹膜癌的风险。推荐对BRCA1突变携带者在35～40岁行RRSO，BRCA2突变携带者在40～45岁行RRSO;对于未行手术者，可自30～35岁开始进行定期监测，包括血清CA125和经阴道超声检查，每3～6个月筛查1次。但目前尚缺乏证据表明上述筛查措施能为高危人群带来临床获益［35-36］。曼彻斯特国际共识小组［37］建议，具有致病性MLH1、MSH2和MSH6基因突变的患者，在完成生育后进行降风险的全子宫及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而对于致病性PMS2基因突变，目前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常规预防性手术。所有女性在40岁之前进行预防性手术均未见明显获益［38］。
推荐意见:既往未进行肿瘤基因检测的卵巢癌生存者，推荐行包括BRCA1/2、LS相关基因在内的检测，以便制定个体化维持治疗方案及康复期疾病监测计划。建议对携带相关基因突变的卵巢癌生存者进行遗传咨询，评估家族遗传风险，并推荐高风险亲属采取风险降低干预措施(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健康管理
随着卵巢癌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患者在身体、心理、精神等各方面的问题逐步受到关注。对卵巢癌生存者进行长期健康管理，不仅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还能改善其生活质量、降低非卵巢癌因素导致的致残和死亡风险。
3.1生活方式的管理
3.1.1健康行为
健康的生活方式可降低肿瘤生存者的死亡风险［39］。研究显示，确诊卵巢癌后吸烟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HR=2.82，95%CI:1.29～6.14)，而增强身体活动可提高生存率(P=0.02)［40］。Zhou等［41］研究显示，与未进行高强度体育活动相比，进行高强度体育活动的患者卵巢癌特异性死亡风险下降26%，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4%。因此，倡导卵巢癌患者经专科医生评估后，由专业人员指导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包括有氧运动、抗阻练习、柔韧性练习等［42］。卵巢癌生存者应形成健康的饮食模式以改善预后。虽然饮酒与卵巢癌发生风险是否相关尚不明确［43-44］，但由于饮酒已被证实与多种恶性肿瘤发生相关，因此仍建议卵巢癌生存者避免过度饮酒。
饮食模式影响肿瘤生存者的健康，目前地中海饮食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研究显示，与诊断卵巢癌前后低炎症饮食模式相比，诊断后高炎症饮食模式生存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HR=1.44，95%CI=1.06～1.95)［45］。
推荐意见:长期健康管理中需询问患者的生活习惯，进行健康科普宣教，评估运动风险及禁忌证，并在专科医师指导下制定个体化运动处方;同时建议建立健康饮食模式并限制不良生活方式(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1.2营养管理
卵巢癌患者的营养代谢异常主要与肿瘤负荷及治疗相关(如化疗、维持治疗、炎症反应及肠道切除手术等)［46］。研究显示，卵巢癌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高达67%［47］。与每日摄入蛋白质＜1g/kg的卵巢癌生存者相比，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1.5g/kg者(HR=0.69，95%CI:0.48～1.00)和＞1.5g/kg者(HR=0.61，95%CI:0.41～0.90)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较长［48］。荟萃分析显示，卵巢癌患者骨骼肌指数降低与较差的PFS和5年总生存率显著相关［49］。但临床实践中对患者营养状态的关注不足，营养治疗率偏低。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恶性肿瘤营养风险筛查工具是营养风险筛查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NRS2002评分≥3分为具有营养风险，需进行营养干预［50］。此外，常用评估工具还包括全球领导人营养不良倡议(Global Leadership Initiative on Malnutrition，GLIM)标准及患者主观整体评估(patient-generated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PG-SGA)等工具。对于评估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应尽早在营养科医生指导下实施个体化营养治疗，以改善营养状态及临床结局。
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是衡量个体胖瘦程度和是否健康的常用指标。研究显示，体重增加与卵巢癌发生风险呈正相关(HR=2.48，95%CI:1.05～5.85)［51］。Meta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卵巢癌患者肥胖或超重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HR=1.60，95%CI:1.10～2.34)［52］，肥胖可影响卵巢癌生存者的生活质量［53］。Skírnisdóttir等［54］研究显示，浆液性卵巢癌患者中BMI＜18.5kg/m2者的生存率明显下降(P=0.01)。因此，卵巢癌生存者应将体重维持在适宜范围内，以降低死亡风险。
推荐意见:建议对卵巢癌生存者进行营养筛查与评估，并开展营养教育与膳食指导。根据评估结果，由营养师制定个体化营养干预方案，确保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并维持适宜体重范围(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2心理健康管理
与其他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相比，卵巢癌患者面临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及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治疗周期较长，因而更易出现持续性心理负担，临床医生对此应予以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维持治疗期间乃至治疗结束后，患者仍可能长期存在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
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癌症复发恐惧等。研究显示，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后12个月，70%的患者出现焦虑，14.9%的患者表现为中至重度抑郁，另有26.4%的患者存在疾病进展恐惧。由此可见，卵巢癌患者心理问题发生风险较高，需在随访和长期管理过程中予以持续关注。心理问题筛查和评估宜采用标准化量表，常用量表包括心理痛苦温度计、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癌症复发恐惧量表(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inventory，FCRI)、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oncology patients simplified scale，FoP-Q-SF)等［55］。
对于存在轻中度心理问题的患者，可优先采用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和正念疗法等非药物治疗，症状严重者可考虑药物治疗。OVPSYCH2研究［56］结果显示，卵巢癌患者化疗后进行CBT治疗可降低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P=0.008)。药物治疗包括抗抑郁药物、抗焦虑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上治疗应在精神科医师指导下评估和进行。
推荐意见:应定期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必要时联合精神心理科进行评估(推荐等级:B级，强推荐)。对存在心理问题者，推荐首选非药物治疗，对于症状严重或非药物治疗无效者，建议转诊精神心理专科医师进一步诊治(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3血液系统管理
卵巢癌患者多经历长期化疗和靶向治疗，骨髓抑制是其常见的血液学毒性之一。监测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治疗相关长期骨髓抑制及维持治疗药物相关骨髓抑制，其可能影响规范、足量治疗，从而影响预后。
3.3.1化疗相关长期骨髓抑制
化疗相关造血干细胞异常可导致患者出现长期骨髓抑制，严重者可能发展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研究显示，化疗期间发生≥2次重度骨髓抑制是卵巢癌患者出现长期骨髓抑制的危险因素，但长期骨髓抑制多为1～2级，持续时间约为13.2个月［57］。既往研究认为，预防性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能保证化疗按期、足剂量、足疗程完成，但并不能避免远期骨髓抑制的发生，甚至可能对造血干细胞产生不良影响［58］。持续性骨髓抑制需在血液内科医师指导下进行监测和处理。
3.3.2维持治疗药物相关性骨髓抑制
卵巢癌维持治疗药物主要包括PARPi和贝伐珠单抗两大类。PARPi应用过程中最常见的血液学不良反应为贫血，发生率约为21.0%～89.4%，3～4级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分别约为5.0%～41.6%、25.1%～32.7%和14.1%～34.7%，主要发生在治疗的前3个月内，随时间延长可逐渐恢复。奥拉帕利治疗最初1年内建议每月1次血常规检查，1年后可2～3个月检查1次;尼拉帕利治疗建议第1个月每周1次血常规检查，第2～3个月每2周检查1次，第4个月起每月检查1次;氟唑帕利治疗建议在治疗最初1个月内每2周1次血常规检查，3个月后每月检查1次［59-60］。贝伐珠单抗单药维持治疗时血液学毒性相对少见，主要为轻度贫血、白细胞减少，且多为1～2级，严重血液学毒性罕见［61］。
推荐意见:药物维持治疗相关长期骨髓抑制多为1～2级，不推荐预防性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推荐等级:B级，强推荐)。药物维持治疗期间应根据靶向维持药物定期监测血常规，做到早发现、及时干预(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4周围神经系统管理
卵巢癌患者接受长期化疗和靶向治疗，文献报道59%～90%的化疗患者会出现化疗诱导的周围神经病变(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CIPN)，其中30%～40%的患者会转变为慢性神经不良反应［62］。主要表现为肢体麻木、刺痛、疼痛甚至肢体活动障碍，严重者可致残。＜3%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治疗患者发生周围神经病变;抗体偶联药物联合ICI治疗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周围神经病变(38.0%)，但仅5.0%的患者发展为≥3级周围神经病变［63］。回顾性研究显示，贝伐珠单抗会增加紫杉醇的周围神经毒性(P＜0.05)［64］。由于周围神经损伤症状可持续存在，影响生存者的生活质量，因此需重视患者相关症状。
周围神经病变的评估工具多为标准化量表或调查问卷。对于存在明显症状或程度严重者需给予治疗。感觉异常性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可使用B族维生素、叶酸和烟酰胺［65］。神经病理性疼痛推荐药物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如度洛西汀和文拉法辛)和钙通道调节剂(如加巴喷丁和普瑞巴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指南［66］推荐度洛西汀作为治疗CIPN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一线药物。研究显示，使用度洛西汀治疗5周(第1周30mg/d，第2～5周60mg/d)可显著减轻疼痛强度［67］。
推荐意见:长期存在周围神经病变的卵巢癌生存者，尤其是合并疼痛性周围神经病变者，可选择度洛西汀(60mg/d)作为一线治疗药物(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5心血管系统管理
3.5.1高血压管理
高血压是所有血管生成抑制剂的常见不良反应，应用贝伐珠单抗的卵巢癌患者发生≥2级高血压的风险升高(18%vs.2%)［68］。使用PARPi导致任意级别高血压的发生风险为14%［69］，尼拉帕利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风险为16.9%［70］。卵巢癌患者应用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也可使高血压风险显著升高［71］。因此，应对卵巢癌生存者定期监测血压，评估药物安全性并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和钙通道阻滞剂通常作为抗肿瘤治疗相关高血压的一线治疗药物，若患者合并心力衰竭或蛋白尿，首选ACEI［72］。多项研究显示，ACEI可使卵巢癌患者死亡风险降低24%～47%［73-74］，且使用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可显著延长卵巢癌患者生存时间，降低死亡率［75］。
推荐意见:卵巢癌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压，推荐优先选择居家监测。合并高血压者需给予降压治疗，优先选择ACEI类药物或钙通道阻滞剂;控制不佳者可联合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类药物(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5.2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
肿瘤本身及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与VTE发生风险增加有关［76］。卵巢癌生存者应用抗血管生成药物维持治疗期间应持续关注血栓相关风险。
荟萃分析显示，贝伐珠单抗可能增加血栓风险，绝对风险约为4.5%;中国卵巢癌患者应用贝伐珠单抗的血栓风险略低于西方人群，但既往有血栓病史患者VTE风险增加1.32倍［77-78］。PARPi和贝伐珠单抗联合维持治疗的血栓风险与单药贝伐珠单抗相当;出现血栓事件后继续应用贝伐珠单抗不增加血栓复发风险，但出血风险升高2.34倍［79-80］。
非严重血栓无需停用贝伐珠单抗，可在抗凝治疗基础上继续维持治疗，但需加强出血监测;若出现肺栓塞、脑梗死等严重血栓事件，建议暂停贝伐珠单抗治疗。
推荐意见:随访期间应常规进行VTE风险评估，尤其关注贝伐珠单抗维持治疗期间的血栓事件。非严重血栓可在严密监测下继续应用贝伐珠单抗，一旦发生严重血栓事件，应通过多学科会诊决定是否重启治疗，并酌情停药或调整剂量(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6肿瘤相关性腹泻
卵巢癌患者因肠道手术可能出现长期排便异常;贝伐珠单抗相关严重胃肠道不良反应可表现为胃肠穿孔［81］;PARPi相关腹泻多在治疗第1个月内发生;腹泻是PD-1/PD-L1抑制剂治疗常见的不良反应，通常在治疗开始后6～8周发生［82］。腹泻可导致不同程度的脱水、电解质失衡及酸碱平衡失调。评估腹泻严重程度可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制定的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CTCAE)5.0版。腹泻相关检查包括血液分析、肝肾功能、电解质、粪便分析及隐血试验、降钙素原和C反应蛋白、CT、超声、结肠镜等。对于1～2级腹泻，一般采用保守治疗，如调整饮食、改变生活习惯，并给予口服补液和洛哌丁胺止泻，治疗48h后评估疗效。对于复杂性腹泻，需住院进一步评估和处理。
推荐意见:卵巢癌患者经历手术、药物治疗，尤其是接受附加肠道手术者，可能合并不同程度腹泻，应强化主动监测，并将腹泻作为监测的重要内容之一;必要时推荐专科医师进行分级管理(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7肝功能异常
卵巢癌患者经历多次复发和维持治疗，长期药物治疗可能导致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贝伐珠单抗导致肝脏损伤的发生率＜1%［83］。不同小分子靶向药物，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导致卵巢癌患者所有级别肝损伤的发生率报道不一，为11%～87.5%，3级以上肝损伤事件发生率为0%～43.75%［84-85］。PARPi治疗导致肝脏生化指标异常的发生率为0.72%～34.68%，但严重肝脏损伤事件较少见［86-87］。ICI肝毒性的发生率取决于药物类别、剂量，以及是否单药或联合治疗。单独使用时，任何级别ICI肝毒性的发生率通常低于10%;联合使用时，肝毒性的发生率显著升高［88］。需要注意的是，约7%～13%的患者在急性药物性肝损伤事件后6～12个月肝脏生化指标仍未恢复正常，可能转化为慢性肝损害［89］，进而影响卵巢癌患者长期维持治疗及复发性卵巢癌标准、足量治疗的实施。
肝功能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临床症状、肝脏生化指标、凝血功能和腹部超声检查;CT、MRI及超声内镜可视情况进行。肝损伤的治疗需在消化内科或肝病专科医师指导下进行，药物包括解毒剂、抗炎和保肝药物、利胆药物、糖皮质激素等。研究证实，异甘草酸镁和双环醇能够有效促进肝损伤恢复［90］，可作为治疗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显著升高为主的肝细胞型或混合型DILI的主要药物。
推荐意见:定期监测肝功能，可疑DILI者应进行肝脏超声检查，视病情选择CT、MRI、超声内镜等(推荐等级:B级，强推荐)。明确存在DILI者，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对于以ALT升高为主者，推荐应用异甘草酸镁和双环醇治疗(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8骨质疏松
多项研究证实，卵巢癌患者存在骨质疏松及骨质减少风险［91］。目前公认的初筛工具包括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骨质疏松症1分钟测试题和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骨密度检测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
骨质疏松需予以干预，措施包括:(1)药物治疗:①双膦酸盐类药物是治疗骨质疏松的最常用药物，可使浆液性卵巢癌的发病风险降低［92］。②地诺单抗可改善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并降低骨折风险，未明显增加生殖系统肿瘤发生风险［93］。③甲状旁腺激素亦可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并可增加骨密度［94］，但在卵巢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缺乏数据支持。④由于钙和维生素D参与骨代谢，对于缺乏维生素D者应及时补充，以降低骨质疏松风险［95-96］。⑤中医药治疗(如淫羊藿、针灸等)可能对骨质疏松具有一定辅助作用。(2)非药物治疗:锻炼、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腹围均可能对骨质疏松防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97］。
推荐意见:推荐对卵巢癌生存者进行骨密度检测和骨质疏松相关宣教，必要时评估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合并骨质流失和骨质疏松者，可应用双膦酸盐、地诺单抗治疗(推荐等级:A级，强推荐)。
3.9绝经综合征的管理
卵巢癌患者绝经综合征多因未绝经女性经手术、放化疗等抗肿瘤治疗导致医源性人工绝经所致。卵巢功能突然衰竭使患者绝经症状较自然绝经更加显著。因卵巢癌总体预后较差，临床诊疗以控制肿瘤为主，绝经症状常被视为相对次要的问题，但对于卵巢癌生存者而言，严重的绝经综合征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在临床上需引起重视。
激素补充治疗是医源性绝经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关于卵巢癌术后激素治疗的安全性研究相对有限，且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上皮性卵巢肿瘤，关于少见类型卵巢癌术后激素应用的情况，目前尚无足够的数据。总体而言，激素补充治疗对卵巢癌患者的生存期无不利影响。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与未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相比，卵巢癌相关死亡率显著降低(OR=0.47，95%CI:0.28～0.80)，两组疾病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71，95%CI:0.45～1.14)，纳入的研究亦未报告两组在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8］，甚至有研究提示激素补充治疗可能改善卵巢癌患者生存期［99］。卵巢低级别浆液性癌为激素相关肿瘤，因此不推荐应用激素补充治疗;子宫内膜样卵巢癌往往高表达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也属于激素敏感性肿瘤，外源性激素补充可能刺激残留肿瘤细胞增殖，增加复发风险，因此建议避免使用激素补充治疗［100-101］。
对于具有激素应用禁忌的患者，可应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抗抑郁药、植物性激素、抗惊厥药物等缓解症状，中医中药、针灸等亦可作为辅助治疗方案。对于存在泌尿生殖综合征的患者，可考虑奥塞米芬、脱氢表雄酮和阴道激光治疗［102］。
推荐意见:卵巢癌生存者能否进行激素补充治疗取决于病理类型。对多数患者而言，激素补充治疗并不影响生存期，但对于低级别浆液性癌、卵巢子宫内膜样癌不推荐使用;对生殖细胞肿瘤的相关研究证据较少，尚无明确定论(推荐等级:B级，弱推荐)。
4社区转诊及全专结合管理
2005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确定了4条癌症生存者的照护标准:(1)预防癌症复发、新发癌症及其他远期并发症;(2)监测癌症转移、复发及第二原发癌的发生，评估癌症及其治疗给患者带来的心理、社会及身体影响;(3)对癌症及其治疗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后果(医疗问题、癌症相关症状、心理问题、经济负担和社交问题等)进行干预;(4)做好专科医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确保满足癌症生存者的照护需求。因此，为了更加科学、全程、连续、规范地管理卵巢癌生存者，建议开展全专结合管理。全专结合是指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以全科为基础、以专科或专病管理为特色的综合性医疗服务［103］。
4.1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建设
卵巢癌患者的管理成员包括全科医师、全科护士、康复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中医、社会工作者等，并可由上级医院妇科肿瘤专科医师参与指导，组成全专结合团队。专科医师定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或家庭医生工作室坐诊，落实个体化疾病监测与长期健康管理，优化卵巢癌管理流程，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和连续性，提升签约对象的管理效果［104］。
4.2一般转诊建议
对于可疑卵巢癌复发、转移，或疑难病例，可预约妇科肿瘤医师专家门诊或远程线上会诊，汇总诊疗意见后，对需要专科进一步诊疗的患者，应及时进行转诊。
4.3紧急转诊建议
当卵巢癌生存者出现肿瘤急症，如发热性粒细胞减少、阴道大量出血、肠梗阻等急性并发症或严重不良反应等紧急情况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生应立即进行快速评估和必要的对症处理，并紧急联系对口上级医院进行收治。
推荐意见:对卵巢癌生存者推荐采用全专结合管理模式，搭建基层医疗机构和专科医生之间的转诊通道，优化疾病监测和长期管理模式(推荐等级:B级，强推荐)。
5总结和声明
卵巢癌治疗已进入手术、化疗、维持治疗相结合的全程管理模式。由于卵巢癌的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规范化的疾病监测与长期健康管理策略至关重要。希望通过科学的疾病监测方案和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实现早期发现复发、及时干预、降低肿瘤复发相关危害，改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由于卵巢癌类型多样和治疗方案的多样化，本共识未覆盖卵巢癌患者所有症状类型及特殊人群;在临床实践中，对于不同人群管理仍需个体化处理。
执笔专家:
李芳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娄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吴玉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专家组成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军，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建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王雅卓，河北省人民医院
毛若南，河北省人民医院
孔为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朱滔，浙江省肿瘤医院
刘海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许天敏，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孙阳，福建省肿瘤医院
李芳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俊东，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李莉，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凌，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李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杨慧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玉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何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张师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松灵，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张迪，河北省人民医院
张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永乾，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范江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林安，福建省肿瘤医院
金平，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
周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周金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宏伟，山西省肿瘤医院
柯妍，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娄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姚婷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郭莉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郭瑞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奕，湖北省肿瘤医院
黄神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魏振彤，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利益冲突:专家组所有成员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收稿日期:2026-01-19修回日期:2026-03-12)
本文编辑:高国闳
免责声明：此文是我的读书记录,内容只是参考｡
（文章来源:《实用肿瘤学杂志》2026 年第 40 卷第 2 期总第 202 期)
（网站编辑：龙伟）